魅力埇桥
时间:2013/01/27     热度:204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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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文明的摇篮

小山口一期文化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历史学家从南方返回北京途中,特地从宿州下车,要求市政府派车送他们去古台寺看一看。到了古台寺,他们显得异常激动,拍了许多照片,有一位年轻的考古专家跪倒在地上,不仅叩首膜拜,还抓起一把土,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他的口中念念有词,似乎在和先人们对话。一位老者也拿信封装上一把土,他说,“古台寺比古还古,8000年前,这里的土地曾经滋生华夏文明,说明这里的地气有仙气,而仙气就是灵气,只有地灵才有人杰呵”!

  是的,古台寺现在看起来也还有灵气。虽然古台寺已经古得没人知道它的历史;虽然古台上的寺庙香火早断,而且寺庙本身已经荡然无存;虽然寺庙旧址周围没有一棵成百上千年的古树,但古台寺到处都有土陶器的碎片。那土陶可是宿州的先人8000年前自己烧制的,那碎片见证的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哦,土陶不土,碎片不碎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对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过一次全面普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相继对宿州市埇桥区的小山口、古台寺、芦城孜、灵璧的玉石山、濉溪的石山子、安郎寺和蒙城的尉迟寺等遗址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发掘。其中主持宿州的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发掘的就是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吴加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和梁中合。强大的专家阵容,足以表明小山口和古台寺文化遗址的发掘意义,它是国家考古领域重点研究课题,对弄清苏、鲁、豫、皖史前文化的类型、特征、分布、分期和发展,及与相邻地区史前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作用。

  考古学界的主导认识一直是把中国的史前文化分为长江、黄河两大文化区域,而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只是长江、黄河两大文化系统的交汇,具有中介性质。并习惯地把属于淮河流域的河南中、南部和山东的中、南部视为黄河流域,把淮系裴里岗文化和西来的仰韶文化简单地串为一脉相承。但宿州小山口、古台寺及其周边地区大量新石器遗址、尤其是蒙城尉迟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初步证明淮河流域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淮河文化大系”。史学家们以新视角审视淮河文化大系是对中国史前文化结构研究的重要调整与修正,并理顺了淮系文化发展的脉络,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华夏古文明多元发展的光辉之路。

  王吉怀、吴加安和梁中合在《安徽宿县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试掘简报》中指出:“小山口遗址包括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古台遗址包括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和大汶口文化两个时期的遗存。这两个遗址的发掘,对进一步认识皖北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面貌性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填写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  

  小山口遗址位于宿州市埇桥区曹村镇的小山口村北约2公里处,遗址东部是京沪铁路,西部与萧县搭界。遗址地势平坦,西南有一条小河名叫倒流河。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而古台寺遗址位于曹村镇么庄村南约200米,与小山口遗址相距10公里。古台寺遗址东边也是京沪铁路,西边是306国道。遗址高出地面约10米,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200米,,总面积至少有6万平方米。“小山口遗址的地层堆积包括了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而古台寺遗址的地层堆积除耕土层外,“则包括了汉代堆积、大汶口文化堆积和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

  考古发掘报告说:“小山口和古台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文化面貌有许多相同之处,二者的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低,陶质软,制作粗糙,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中夹蚌片、夹草木灰的陶片占较高的比例。陶色不纯,有的呈桔黄色或呈灰褐色,但多以外红内黑为特点。两遗址在陶质数量上的百分比较接近。例如,小山口遗址的夹砂红陶占陶片总数的89%,古台寺占91%;小山口的泥质红陶占11%,古台寺占8%;小山口和古台寺的夹蚌和夹草木灰陶片分别占3%和4%;两遗址有陶衣的各占2%。陶器以素面为主,纹饰较简单,主要有附加堆纹、指甲纹及戳印纹。器形单调,直口器和口沿外有一周凸棱比较普遍,釜、钵、碗等为基本器物组合。据此,小山口遗址和古台寺遗址的早期遗存应属同一文化类型。”

  在宿州市埇桥区古台寺遗址发掘的同时,安徽省考古队对濉溪石山子遗址也进行了发掘。石山孜也是新石器早期裴里岗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多年,那里的山被誉为“飞来峰”,有“险、峭、怪”独特的风格,山上有“锣鼓洞”和二郎神担山留下的足印,十里长山山清水秀,有“三山夹一井,九路通庙门”的美景。古台寺、小山口、石山孜三点相距都不足20公里,可见七、八千年前,小山口一带非常适合人群居住,如今我们虽然看到的只是一些土陶碎片,但当时先人们和谐的生活画面已经浮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使我们失去了八千年时空的距离感,触摸那土陶碎片,仿佛还能感受到先民们的体温。

  在古台寺遗址和石山子遗址的发掘中都发现了几件像小茶杯一样的器皿和残件,考古专家称之为“盅形器”,杯的底径不过五个厘米左右,器壁厚约一个厘米,质地为夹砂红褐陶。为烧制时不炸裂,先民们在陶土里加了云母或沙子,以增加耐热急变性能。器形就好皖北农村常吃的窝窝头,就连手捏的又粗又深的指纹印也清晰可辨,足见原始杯盏的朴拙之风。当时,宿州的先民们刚从茹毛饮血的旧石器时代步入新石器时代,“盅形器”的出土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两个联想,一是那个时候,先民们很可能会蒸窝窝头了,不然“盅形器”的形状怎么会像窝窝头呢,二是那个时代已经有了酒,“盅形器”就是先民们用来喝酒的酒杯。这可是考古专家的推断,如果这个推断被史学界普遍认可的话,那么,淮北地区的酿酒史将推前至新石器早期。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布,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而宿州市埇桥区就是它的源头之一!

  在宿州地区众多遗址(除小山口、古台寺外,还包括灵璧玉石山、萧县花甲寺、濉溪石山子、泗县佘家台等)的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按质料分有石、骨、蚌、角和陶器等,石器和骨器大部分加工精细,器表经过磨光,钻孔技术成熟,器型规整。具有典型特征的生产和生活用具有:石钺、楔形石锛、石刀、骨凿、蚌刀和蚌镰。据专家介绍,陶器数量最多、型制稳定、特点突出:陶器制作主要是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型器物直接捏塑而成。普遍采用分段制作然后组装的工艺技术。器口、器耳、器足等先预制,再与器体套接或按捏上去。长颈壶、罐等器采取的是分段粘对法,壶颈与壶身是分别预制,然后再行粘对,外表抹平,有些器的内壁往往留下粘接痕。陶器按质料分为夹砂和泥质两大类,夹砂陶中有羼和少量碎蚌壳的现象。夹砂陶有夹粗砂和夹细砂之分。陶色主要以红色和灰色为基本色调,分为红褐、灰褐和浅灰色,另外还有橙黄、灰黑和褐色等几种。夹砂陶以红褐陶为主,其次是灰褐陶和灰陶,还有一定数量棕褐陶。泥质陶以灰陶和黑陶为主,一定数量的红陶和少量的白陶,灰陶中有些为浅灰色,黑陶多为磨光陶。陶器器型主要是三足器、平底器和圈足器,圜底器极少见。流行流口、把手、颈、三足、附耳、带柄等,遗址中出土大量的器盖,说明带盖器类普遍使用。主要器物有鼎、罐、长颈壶、短颈壶、高柄杯、缸、尊、钵、碗、盆、豆、甑、筒形杯、器盖等。其中有不少出土的陶器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正是这些文物奠定了“淮系文化”的基础。

  考古学家面对这些出土文物,是如何解读历史的呢?首先,他们看到了原始农业的发展。距今一万三千年前,末次冰期结束,全球气候逐渐变暖。气候的变化为各种可食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人类食物中的植物性食物比例逐渐增加,采集在人类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的细小化,尤其是磨盘、磨棒的出现,便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距今一万年左右到距今6000年时,地球气温开始持续上升,气候的变暖和可食用植物采集业的发展,为植物栽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其具体过程是:人们从发现和利用野生的植物(如野生稻和野生粟)到对它们重点给予关注和管理,最后发展成为对稻和粟等作物的栽培,原始农业就产生了。根据河姆渡文化提供的资料,我国南方地区植物栽培的出现可能接近距今1万年。原始农业与陶器的出现和磨制石器的出现大体同步。三者之间当有某些联系。陶器的出现应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更直接的可能是与人们的食物结构的变化有关,即植物性食物在人们饮食生活中所占比重增大,及其所导致的烹调方式的变化和储存食物的需求有关。另外,陶器的出现也与人们的定居生活有关,而定居是以食物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证为前提的,这又依赖于自然环境的变暖及由此带来可食用植物的供给量的增加。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出现是自然环境的变暖、可食用植物的增加、采集活动的发展及定居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

  当时,虽然宿州人已经有了农业生产,但野外采集和打猎仍是史前人类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我们的祖先每天要徒步数十里或上百里,进森林、过草原、涉河流、游湖泊,进行广泛的猎取食物的生存活动。如今,留给专家可考的证据,除了在众多遗址中发现的渔镖、鱼钩、骨镞、蚌镞、石镞等狩猎工具外,还有虎、梅花鹿、獐子、黄牛、野猪等野生动物的骨骼。可想而知,原始人每天徒步行走的活动量非常大。至于当时的人们有没有车、有没有船等交通工具,如今不得而知,即使有车或船,这些容易腐烂的物质,也早己无证可考了。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种植和狩猎应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方式。

  磨制石器的出现,与人们砍伐森林和修建房屋的需求增长不无关系。砍伐森林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修建房屋,更重要的是与栽培农业所必需的土地开垦有关。淮河流域的先人们是最会修建房屋的,红烧土排房就是他们的一个创造,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红烧土排房在宿州小山口、萧县花甲寺遗址都曾出现过,最壮观当数蒙城尉迟寺遗址,那里发现了中国原始第一村。房子都是以单间独立,无套间发现,又以两间、四间、五间、六间组成一排,形成一个布局严谨,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聚落整体。墙体烧烤的非常坚硬,居住面加工的十分光滑,有的与现代的水泥面近似。有的墙体表面还涂有均匀的白灰面或红色涂料,通过采用发射光普法对红色涂料进行了定性分析,其主要成分为大量的硅和铁,并有一定的钠,同时掺入了石灰,说明在距今5000年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对居住空间的装饰。

  当时的社会性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家庭组织结构属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宿州的先人就在小山口、古台寺、石山子一带定居,不仅用木头修建了房屋,而且大力发展农业。他们种植水稻,也种植谷粟,他们像裴里岗人和河姆渡人一样勤劳而又勇敢,聪明且富有智慧。通过考古发掘得知,在距今5000千年前后的皖北地区,就已经普遍种植大米和小米了,因为在多处遗址中发现了两种农作物的硅酸体实体。在小山口、花甲寺、尉迟寺红烧土房基倒塌的墙体土块中,都可以清晰的看到用稻壳、稻草作草拌泥的现象,同时,专家通过孢粉分析和灰象法,也证实了以上农作物的存在,有的用肉眼既能看到粟(小米)的碳化颗粒。一般认为,大米是南方的特产,是一种喜水的农作物,而小米则是北方的特产,属于旱地农作物。为什么在皖北遗址能够同时存在具有南北两方特点的农作物呢?这应该与地理条件紧密相连。黄淮地区是我国南北两方的自然分界线,今天,仍然有人还把这一地区称为南方的北方或北方的南方,可见,宿州一带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良好的气候条件,既适合喜水农作物的生长,也可从事旱地农作物的栽培,使原始农业在这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小山口一带生产的夹沟香稻米被誉为贡米,至今仍是宿州的驰名品牌。夹沟香稻米的历史没人说得清楚,但考古学家发现这里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水稻,这是历史事实。

  另外,黄淮地区是我国南北两方的分界线,与南北文化相互交融而在此形成交汇也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稻作文化在我国南方地区起源很早,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彭头山文化中,发现大量稻壳、稻谷和其他有机物。从这一现象来看,表明华南地区当时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己知最早的稻作农业遗迹之一。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500多年,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

[插曲一:河姆渡文化

  1973年夏天,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村民施工时发现了可疑的碎石。后来考古人员两次在河姆渡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多达4万平方米,出土文物7000多件。不仅在逐层的挖掘中相继发现墓葬、陶片、石器等物,而且发现了大量稻谷和骨制农具。

  更大的收获是在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干阑木构”,被誉为华夏建筑文化之源。它距今约七千多年年,是我国已知的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一个实例。已发掘部分是长约23米、进深约8米的木构架建筑遗址,推测是一座长条形的、体量相当大的干阑式建筑。木构件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带有榫卯,有的构件还有多处榫卯。可以说,河姆渡的干阑木构已初具木构架建筑的雏形,体现了木构建筑之初的技术水平,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

河姆渡文化的稻谷遗存为世界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实物之一。除发现了稻谷的碳化实体外,通常也在陶胎中发现有稻壳、茎、叶的和料,并在陶器上刻画着稻穗纹图案。]

  北方地区,在黄河流域较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都普遍发现了粟类农作物遗存,黄河上游的大地湾文化,中原地区的裴里岗文化,磁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等,都发现了粟类作物,说明在距今七、八千年以前,旱地作物已在黄河流域被人类所栽培。当这两种农作物分别在南北两方兴起之后,便逐渐向四周传播,也就是说,北方粟类作物向南方传插,南方稻作农业同时向北方传播,正好在我国南北两方的分界线黄淮地区形成交汇。所以,宿州遗址的农业文化既有地理条件的优势,又有文化传播的因素。

  陶纺轮出土,说明宿州的先人早在6000年前就学会了纺织,可以把含有棉质品、麻质品的纤维植物捻成线,织出最原始的布来。在发展衣着的同时,人们也在美化白己,他们用吃剩下的蚌壳磨制出漂亮的蚌饰,用玉石磨制出精美的玉坠,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审美意识上的发展。白天男人们出去打猎、采集、耕种,女人们则在家纺线、织布。男耕女织,多浪漫的原始生活呵。正是在这种浪漫的原始生活中,完成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吉怀说,“坐落在皖北的原始第一村,倒不如说是原始第一城,因为,我们从中已经看到了文明的曙光。从遗址中所表现的文化内容来说,它已经具备了文明时代的众多因素,或者说此时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当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再向前发展时,将要被一个新的文化即龙山文化所代替,此时的文明社会已经成型,人类发展史上的野蛮时代彻底告退,社会也将跨入更加进步的时代。”

  当我们站在埇桥古台寺上,面对今天的古台村,思绪已经跨越了8000年的时空,完全置身于8000年前原始人的田园生活环境中。已经相隔了8000年的田园生活,似乎还在散发着原始民族的生活气息,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是那样的急促又是如此的漫长。我们的祖先正是利用手中那简陋的工具顽强不懈的发展着古老的文化,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有规律的发展到现在。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首8000年前的原始生活,好象并不那么遥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英国大英博物馆客座研究员吴加安先生在一篇论文中谈宿州古遗址的文化意义时指出,“宿州小山口遗址、古台寺遗址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皖北早期新石器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地层依据,濉溪石山子遗址的发掘,也揭露出早于大汶口文化遗存在皖北存在的事实。综合分析上述遗址中的地层关系,基本建立了皖北史前考古文化发展相对关系在地层上的依据。”这段话的通俗涵义是,宿州小山口遗址、古台寺遗址和濉溪石山子遗址既发现了属于裴里岗文化的地层,也发现了叠压在这一地层之上的大汶口文化地层,甚至还发现了叠压在大汶口文化地层地上的龙山文化地层。吴加安的文章还说,“萧县花甲寺遗址,是皖北地区最早经过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存。第一次提供了大汶口文化分布可能进入皖北的资料,同时也提供了该类遗存早于当地龙山文化的地层证据。”考古学家是严谨的,推断一个古遗址的年代及其文化意义,往往从该遗址出土文物和地层文化关系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加以认定。宿州的小山口、古台寺遗址能为考古专家们提供“皖北史前考古文化发展相对关系在地层上的依据”,这是宿州埇桥对历史文明的贡献!

[插曲二:关于裴里岗文化

  裴里岗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步文化。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省新郑市新村镇的裴里岗村一带,陆续出土一些石斧、石铲和石磨盘等。1977年至1982年春,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新郑县的裴里岗、唐户和沙窝李遗址进行发掘,其中对裴里岗和沙窝李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3550多平方米,清理墓葬146座、灰坑44个、陶窑1座,获磨制石器212件、陶器299件。石器主要是农业生产工具斧、铲、镰、刀、锤、磨盘和磨棒等;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具鼎、罐、钵、盆、碗、盘、勺等;其他还有房基、窖穴、骨器和动植物残存等。考古学家将此种文化命名为裴里岗文化,其年代约在8000年前左右。从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文物内涵分析,考古学家认为我国的农业革命最早在这里发生,裴里岗居民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处于以原始农业、手工业为主,以家庭饲养和渔猎业为辅的母系氏族社会。人类从狩猎到耕作是文明历程的一大跨越,这一步对人类来说,比宇航员加加林在月亮上迈出的那一步还要大。在8000年前,人类文明进入到了农耕时代,有的自然生长的植物经过人工培育,成为人们的粮食。裴里岗文化表明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原创地之一,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先祖们一直走在人类文明的前端,他们最早开始了农耕生活。

  文字记录的产生是大类文明开始的重要标志。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但目前我国已被证实的最早文字是殷墟甲骨文,距今只有3300多年,比苏美尔和古埃及文字晚约2000年。虽然郭沫若、于省吾等先生都认为,自距今8600年以来的裴里岗、仰韶、龙山和二里头文化器物上常见的“刻画符号”,应是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但因这些“刻画符号”大都单独存在,很难“证明”它们就是“记录语言的文字”。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蔡运章先生把考古学、古文字学和易学等领域相结合,独辟蹊径,大胆创新,从卦象文字的角度论证了这些单字、刻画符号和图形文字的性质和用途,把中国文字产生的年代提前到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里岗文化时期。“他的研究不但提出了全新的思路,而且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堪称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见《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22日)。中国考古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教授也说:“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太大了。它把中国文字的产生年代上推倒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比古埃及文字产生的年代还要早。这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个重大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高广仁和研究员邵望平在《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阶段及裴里岗文化的主源性》一文中指出,“淮系文化第一阶段以裴里岗文化为主源性。安徽宿州小山口一期文化是淮河流域很早的一支原始文化,它与裴李岗文化似无明显的接触。鲁北的后李文化是否已分布到鲁中南的淮河流域,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它至少是与淮系文化接触、融合最早的一支原始文化。”考古学家所讲的“淮系文化”以淮河流域,包括河南中南部、安徽淮北和江推之间、苏北以及鲁中南淮河支流泗、沂等河流域,为主要历史舞台,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分迁到豫西南、鄂西北、皖西南、鄂东乃至长江南岸。淮河流域诸史前文化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内在联系,发展阶段也大体表现了同步性。他们在文章中指出,“仰韶文化由关中、豫西渐次东来,使裴里岗文化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留在原地与仰韶文化结合,形成了具有两源特色的仰韶文化新类型。(郑州大河村)报告称,仰韶文化前三期的一些特征明显地继承了裴里岗文化的因素,后四期具有明显的仰韶文化因素,但鼎类始终存在。一部分裴里岗人或文化影响,沿颍、涡等淮河支流向东南方向迁移、传播,绕过当时的豫东低洼地带,到达淮河下游的泗、沂流域,在地利甚好的泰山山前平原和苏北残丘地带落地生根,发展起了北辛文化,并向周围分迁、传播,与后李文化等土著融合、重组,形成了北辛文化的几个地方类型。北辛文化进一步发展为早期的大汶口文化。在向东分迁、传播过程中,可能与宿州小山口一期遗存相结合,形成了安徽淮北的濉溪石山子文化(以该遗址第二期遗存为主)—后铁营类型文化,这一系统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年代相当,并有不少相似因素。与此同时或稍早,淮南丘陵地区滋长起侯家寨文化”。这是考古界关于史前“淮河文化大系”最全面也最具体的推断了。宿州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存在史前“淮河文化大系”中的源头地位,考古学家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王吉怀、吴加安和梁中合在《安徽宿县小山口和古台寺遗址试掘简报》中也明确地指出,“以小山口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在淮北地区有一定的分布,它们是皖北地区带有明显特征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代表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暂时称之为‘小山口一期文化’。”

  哦,“小山口一期文化”,与裴里岗文化同一时期的“小山口一期文化”。埇桥,古老的埇桥!

  对于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的摇篮的传统说法,上世纪六十年代夏鼐曾提出过质疑,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人们的眼界进一步开阔,八十年代以来一批学者在论文论著中作了系统的批驳。他们认为在黄河流域古代文化不断发展的同时,其它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文化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发展着,形成了高度发达、丰富多彩、相互影响又相对独立的不同的史前文化系统。在距今四千多年前,中华两大流域中下游的史前文化融成夏商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最早文明。中华文明是本地起源的,而中华文明在本土范围内又是多源的、多根系的,有更为广泛而深厚的基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曾提出过中华文明发展的“满天星斗”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以裴里岗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和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在中国南北方蓬勃发展的时候,以宿州埇桥“小山口文化”为象征意义的淮河文明也已经悄然兴起。

  哦,埇桥,文明的埇桥!

  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开放的社会比封闭的社会更具有发展的活力,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是促进人类进步、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研究室利用岩相鉴定及等离子体发射光谱(ICP),对皖北遗址出土的带有刻划符号的大口尊陶器在矿物稀土元素、地球化学及微结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定这些陶器是当地取土,当地生产。尽管它们与大汶口文化有相同的文化特征,但不是贸易往来和交换的结构,而是文化渗透、交融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皖北地区从地理位置上处于南北自然区划的交接地带,也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东部沿海与西部腹地古代文化相互交流与碰撞的一个重要区域。皖北地区史前文化面貌所反映出的与南北同期文化交流的迹象十分普遍。宿州古台寺和小山口等众多古遗址让此我们看到了古老文化交流的轨迹在广阔的淮北平原划出的一个漂亮的弧线,彰显着华夏传统文化相互交流的恢弘气势。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追古抚今,我们更加珍视社会开放的原则,因为这有利于交流和进步。考古研究给出的答案可能不是终极真理,但却是生动实在的。哦,埇桥,早已开放的埇桥!

  读者朋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感受,文化层次越高的人,越想回顾历史;经济生活越高的人,越要追求文化。物质的东西是很单调的,而只有历史这个文化,几千年也咀嚼不透。那就让我们站在宿州古台寺上一起咀嚼淮文化的历史吧,这里不是淮河的源头,却是“淮河文化大系”的源头!

 

 

 

写在蕲县古城址

 

写在蕲县古城址

 

  古城很古,没有宿县就有蕲县。蕲县人这样说。宿县城墙就是蕲县的秦砖垒起来的,数十万民工从蕲县一直排到宿县,砖头你传我、我传他,从蕲县一直传到宿县,这就是蕲县一夜迁宿县的的传说。老宿县人这样说。其实,只要你走进蕲县,你便会深深地感受出这块土地的古老。

  古蕲周末属楚;秦代置县;汉袭秦制为县隶属沛郡;王莽改蕲县为蕲城,三国时先隶谯郡,后属汝阴郡。晋时复属谯郡。南北朝时先设蕲郡,辖蕲县旧地;又改蕲郡为蕲城郡,治蕲城,领秦汉故地。隋复蕲县,隶彭城郡;唐先隶徐州后属宿州。五代、宋、金沿袭不改。元代并入宿州至今。新中国成立后,蕲县先后为区、乡、公社、镇所在地,1999年被省政府批准为副县级中心建制镇。

  蕲县古城址位于宿州市南45里的埇桥区蕲县镇。古今交通便利,古老的浍水从古城南侧自西向东流过。古城为秦所筑,属地有大泽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就起兵于此。城廓周长5820米,具有相当规模。1988年,蕲县古城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区,境内不仅有陈胜、吴广起义的点将台,陈胜之妹陈雪花的墓地雪花山,三贤庙等,就连传说中的一步两桥、鱼赶集、观星台、二龙戏珠等景观也依稀可见。

  历经2000多年的沧桑,蕲县古夯土城垣至今大部尚存,仍保留在浍河北岸上。据调查、勘测,该城平面接近方形,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周长约5公里,内有蕲县集和五个自然村,面积约2.2平方公里。南依浍水为天然屏障,东、西、北三面有人工护城河,虽堙淤,尚能看出低洼处有20余米宽。城墙似用护城河的土夯筑,夯土层厚15厘米左右,东西各有一座城门;南北各有一座水门,运粮河自浍河从南水门入城穿越而过,从北水门出城向北至符离县境与濉水相连,城垣上宽15米左右,墙古基宽30米左右,残高3至5米不等,有的地段已夷为平地。

  蕲县古城址周围区域分布着新石器和商、周、秦汉时代的古文代遗址,可谓星罗棋布。蕲县古城即夯筑在古文化遗址上,它的南墙既利用了浍水北岸,又利用了西上航遗址。所谓“西上航”处,就是西周先民在浍水北岸的一个生活聚落遗址。从该城址南城墙叠压下的浍河北岸部面采集到网坠、鹿角和鬲、豆、罐等绳纹陶片,再现西周文化面貌。大约到了战国时期,楚东渐略,这里成为楚国疆城,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筑军事城堡。“西上航”可能始为运输集散物资的码头,随之逐渐繁荣起来,进而成为古代淮北地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史载:古蕲置郡时,所辖北至徐州、南至凤阳、西至界首、东至洪泽湖,区域广阔。因经济富庶和交通便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率兵60万,曾大战楚将项燕于蕲南。项燕战败自杀,楚人不忘国耻,以“郢”(楚国都简称)为村落名称至今,如李郢子、陈郢子等等。硝烟未尽,公元前209年7月,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900名派往渔阳(今北京密云)戍边的士卒,为反抗秦暴政,在陈、吴二人领导下,于蕲县境内大泽乡起义后遂攻蕲县,蕲县成为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首克县城。经短暂休整,义军主力溯浍河西进,矛头直接秦王朝统治中心的地区,势如破竹,连克铚、酂、谯、楛等县,攻克陈县(今河南淮阳),宣告“张楚”政权成立时,队伍迅速壮大到数万人马。给秦王朝以致命打击,在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秦末农民战争虽因历史的局限内部出现了不团结和农民出身的陈胜缺乏领导经验以及旧贵族势力的活跃而失败,继之以旧贵族代表项羽和封建势力代表刘邦为争夺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成果而进行的楚汉之争又是在蕲县东境的垓下进行的;以楚军战败、汉军获胜而告终。清人李心锐诗云:

     汉家功业效驱除,大泽乡中振臂呼。

     燕雀焉知鸿鹄志,莫从垄上笑农夫。

  我们不笑农夫,可以笑谈历史。历史在中国地上画了一个圆,起点和收合都在古蕲。一块土地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这快土地就是圣土!如今,到了蕲县,犹见“烽火”。境内年产260万吨的蕲南煤矿和年产200万吨的蕲东煤矿,宛如两支火炬矗立在古蕲大地上。地下埋藏的是火,开采的是火,人们心中燃烧的也是火。站在蕲县古城上,便少了历史的沧桑感。往事越千年,竟如昨天、今天!

 

 

 

大运河的馈赠

 

大运河的馈赠

 

  如果把千里淮北平原比喻为一盏自然天成、通体碧透的翡翠玉盘,那么,位于平原腹地的宿州市埇桥区,就是一颗镶嵌在玉盘中央的“祖母绿”宝石了。

  埇桥区号称安徽的北大门,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区。她拥有28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170余万人口。这里,是一片神奇的热土。丰厚的黄河冲积平原下,埋藏着浩如烟海的神秘故事和历史传奇!

从黄河说起

  这里,是一片丰腴的沃土!昨天,古老的黄河曾经在这里演绎过一次又一次南下夺淮的历史悲剧,同时,也赋予埇桥儿女赖以生存的一方黄土。时至今日,站在埇桥区北部丘陵地带的高岭危崖上,遥望郁郁葱葱的黄河故道,似乎仍然可以看到滚滚东去的黄河那汹涌澎湃、浊浪排空的身影,可以听到震耳欲聋、声若惊雷的涛声……母亲河用她充盈的乳汁,哺育出“竹林七贤”飘逸的身影和他们的魏晋风骨,哺育出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千古不朽、亘古不灭的华章佳句,也哺育出无数个持戟出战绩、弯弓射天狼的英雄豪杰……有多少出类拔萃的埇桥儿女,在历史的星空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灿烂的星座,照亮了深远而又辽阔的苍穹!

  这里,又是一片血染的黄土!古战场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民族先驱的碧血。涉故台上,至今还回荡着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呐喊;濉水之滨,宋金鏖战,十余万宋军将士的碧血,染红了睢南古原上的连天芳草……“利镞穿骨,惊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的古战场上,镌刻下多少注满鲜血的足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片黄土无数次的经历过兵车辚辚、战马萧萧的风雪清晨,又无数次的饱览过烽烟滚滚、尸横遍野的血色黄昏。苍凉的鼓角铮鸣渐去渐远,终于湮灭在历史烟尘的深处。与此同时,一座又一座由先躯者用英魂构建起来的历史制高点,在茫茫血海中浮现出来。登临这些巍峨的制高点俯视历史,数千年的血火历程,尽收眼底……

  让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源而上!

  那时候没有纪年。

  那时候混沌初开。

  那时候,留给我们的只有古老的神话传说。在这些传说中,我们除了知道开天辟地的盘古以外,还有一位太上老君。是他,赶着一头神牛,扶着一架开荒犁,在亚洲荒原东部的崇山峻岭间插下犁头。于是,荒原上的第一道犁沟出现了!

  于是,便有了黄河!

  本来,这一道犁沟应该是笔直的,因为它将要成为以后无数犁沟的基准。但是,神牛在跋涉途中却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而每一次干扰,都会使得这道犁沟折转方向。第一道犁沟终于被扭曲了!

  于是,便有了九曲十八弯的黄河!

  有关远古的神话也是历史,它是史前的历史。

  有了黄河,便有了人类。活动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先民们,在这里茹毛饮血,在这里刀耕火种,在这里繁衍生息。古老的黄河文明,孕育了裴里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这里,正是她的发祥地。位于埇桥区境内的小山口和古台寺,用其历史遗迹的考古发掘向世人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的早期,埇桥一带已是部落丛聚、人烟稠密的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用无声的语言向我们诉说着先民们与大自然搏斗的艰辛与欢乐。算起来,这些先民与我们大约有8000余年的时空距离!

  多么悠远而又漫长历史!

  有了黄河,先民们便有了丰盈的乳汁,但同时也为先民们带来了灾难。她在流经西北高原时,携带了大量泥沙,奔腾而下,进入中州平原、淮北平原以后,泥沙沉淀,河床淤塞,逐年抬高,终于成为悬河。一条高出地面的河流,溃堤决口,势在必然。我们的母亲河若有灵性,相信她也一定是无可奈何。望着在滔滔浊浪中挣扎的儿女,母亲定会肝肠寸断、痛不欲生……黄河溃堤决口、南泛夺淮的最早记录,始见于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两千多年来,因黄河决口造成重大灾难的记录在史志中比比皆是,简直不计其数。所以,民间素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河决之日,埇桥一带,顿成泽国,“田庐淹没,民多溺死”、“水势漫天,民栖于窠”,“道殣相望,人自相食”……黄河带给埇桥人民的,除了灿烂的黄河文明和广袤无垠的冲积平原,还有太多太多的灾难!据《辞海》所载:“黄河易淤易决,上游在宁夏平原,中游在山西、陕西两省的龙门、潼关间,下游自河南武陵、荥阳以下,河道时有变迁。见于历史记载的大小决堤粗略统计约达一千五六百次,极大多数集中在下游。下游故道略呈一折扇形,最北经由今河北霸县、天津海河入海,最南经由颖水、涡水夺淮入海。”近年来,有研究黄河的学者给出了这样一种惊人的结论:历史上黄河较大的决口达二十六次!

  公元1194年(宋绍熙五年),一次比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更为强烈的大改道,使得黄河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次改道,黄河开始向南乱颖、涡二水夺淮入海,从此以后,广袤的豫东平原、千里淮北平原——包括今宿州市的埇桥区和砀山县、萧县——以及低洼的苏北平原,便成为一片面积巨大的黄泛区。

  金、元至明万历初年,这一时期的河道极为混乱。南泛的诸多河道中,又以自今河南原阳乱汴、睢故道后东出今江苏徐州由泗水入淮为主。其时,有潘季训受命治河,卓有成效。他尽断旁出诸多河道,把金、元以来黄河东出徐州由泗水入淮的主流固定下来,成为下游入海的唯一河道。这一主流,也是横贯今日豫皖苏三省的黄河故道大致格局。在此后的280年间,黄河虽仍然经常发生决口改道,但不久皆被引归故道,基本上没有失控。

  地老天荒,年复一年,滔滔黄河像一部混浊的历史,被时代的风云有力地翻卷着,终于流到了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这一年,黄河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历史性的变更。当时,洪汛突发,浊浪翻滚,势不当挡的洪峰冲到今河南开封东北的铜瓦厢(今兰考县境内)时,北堤突然崩塌,桀骜不驯的黄河任性地调头北去,又折转向东北,去寻找新的入海通道。到了公元1875年,这条河道终算固定下来。在此后至新中国成立的七十余年间,曾经发生过数十次黄河决口,但不久即被堵塞。唯有1938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炸开郑州花园口的南堤,致使黄河再次乱颍、涡而夺淮,历经九年的水患之后,直至1947年,洪水才复归故道。

  这就是黄河故道的历史!

  这也是埇桥区人民的一部灾难史!

  黄河,你真是一条性格复杂的河流!你曾经在你冲积出来的淮北平原上创造出黄河文明的灿烂和辉煌,却又亲自将她们深深地埋进黄土层下!昨天,你曾经是一条奔腾不息、波浪滔天的洪流,而今天,你却又沉沉地睡去,化作了一道绵亘千里的茫茫沙原……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忠实地记录着黄河脉搏的跳动,记录着你如何从一条涓涓细流成长为一道汹涌澎湃的巨川;青海长云,万仞雪山,深情地望着你流过蛮荒,流向文明,望着你在这片炽热的黄土地上不仅镌刻着辉煌的历史,同时,也镌刻着沉重的历史……

  黄河,曾经在宿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呼啸、奔腾了六百多年!

  埇桥儿女,曾经头枕着黄河的涛声,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存了六百多个春秋!

  黄河的历史,就是埇桥人民的历史!她曾经主宰过埇桥儿女的命运,她甚至将举世闻名的隋唐大运河湮灭于历史的深处!……

埇桥史话

  出宿州古城,无论是西去河南永城,还是东下江苏淮阴,驱车沿303省道前行时,会明显地感觉到车子是在横贯淮北大地的一条土垄上飞驰。从车窗里向南北两侧望去,地势分明渐渐地低洼下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地形地貌?土垄下到底埋藏着什么样的神秘故事?

  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此刻,车子竟然是在沿着隋唐大运河中线南侧疾驶!一千多年前,这里正是一派帆樯林立、百舸争流的景象!

  时空的转换,蕴含着一种何等神奇的力量!

  周庄王十四年(前683年),历史在这里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强大的宋国将位于山东东平境内的宿国迁入域内,这才有了后世称为宿州的这一名称。战国时期,这里属楚。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推行郡县制,当时的行政区域有了较大的变化。今天的宿州市所属的埇桥区、砀山县、萧县和灵璧县、泗县,分别属于砀郡和泗水郡。秦汉时期,这里因其“中原唇齿、徐淮襟喉”的战略位置,已经发展成为九州通衢之邦、舟车会聚之地了。砀邑、萧邑、相邑、蕲县、铚县、符离县等地已经闻名于世。秦皇不事农桑,却醉心于他的霸业和战事,睢南古原上的野草,养肥了他的战马,符离县北的逶迤丘陵,成了他屯兵的绝好去处。秦皇兵强马壮了,而老百姓却陷入了战乱和贫困的无底深渊。符离县城以北的狭长山谷,被称为“古战道”,位于峡谷出口处的县城,也被称为“符离塞”。峡谷两侧东西对峙的铁青色山崖,满脸凝聚着冷峻和血光,默默地注视着历朝历代惨烈的厮杀,注视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景象;倾听着震天的杀声,也倾听着秋风卷着衰草从累累白骨上吹过的悲愤与呜咽……斗转星移,流年似水,秦时明月,汉时雄关,在秋风中猎猎飘动的大纛之上,标识又换成了刘字和项字。楚汉相争,中原逐鹿,40万无辜汉兵的鲜血,使得睢水变成了一条血河,血肉之躯,长眠沙场,使得睢水为之断流!三国鼎立,鼓角铮鸣,魏晋时期,南北分壤,刀光剑影之下,百姓苦不堪言,处处呈现出一派“白骨露于野”的惨景。到了隋朝,统一南北,凋敝的农村才开始了缓慢的复苏。然而,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穷奢极欲的隋炀帝杨广为了游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工,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这条通济渠,西起洛阳,直达开封,继续向东延伸,经宿州市的前身——埇桥,东流灵璧、泗县(唐代称虹县),直下江苏的淮阴。后来,“又发淮南民工十余万开邗沟”,经江都,直通长江,将通济渠延伸为全长1300里的一条黄金水道。因为通济渠由河南荥阳以北板渚至开封的一段是原来的汴河河道整修而成,被隋炀帝定名为汴渠,到了唐代,通济渠又被人们称作汴河了。随着朝代的更迭,通济渠还曾经被人们称作隋唐大运河和唐宋大运河。又因为隋炀帝巡幸江都时乘坐的龙舟走的就是这条河道,所以,通济渠又称御河。御河两岸,高筑长堤,有的地段高达到20公尺,南北大堤之间,水面宽阔,有些河段竟达百余公尺。长堤之上,修筑御道,两旁遍植杨柳,后世人亦称汴河长堤为隋堤或汴堤。

  隋唐大运河初开之时(公元605年),并无宿州古城。河开之后,这里有纵贯南北的驿道和隋堤上横贯东西的御道相交,便自然形成了一个带有交通枢纽色彩的水陆码头。为了贯通南北驿道,便在河上架起一座桥梁,名为埇桥。于是,人口开始聚居,商贾逐渐云集,这样,便有了后来的埇桥小镇。

  所以,正是隋唐大运河孕育了埇桥小镇。

  唐以前埇桥为镇。到了唐代,由于它地处“汴水上,当舟车之会”,经济自然日益繁荣。这里,每天都有大小船只川流不息地穿梭而过,也有数不清的官船、私船停靠码头。沿河的街市之中,客栈货栈,鳞次栉比,酒肆饭庄,处处皆是,人口也迅速增长。此时的埇桥小镇,无论是从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来衡量,它都难以承当重任了。为了防御淮西叛藩的窜扰,遏制其势力的扩张,以保护汴河的漕运,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将徐州所属的符离县、蕲县和泗州所属的虹县割出,建立宿州,治设埇桥,隶属河南道,刺史李汇。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又将亳州所属之临涣县划归宿州。

  宿州既建,自然成为这一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也更加急剧地增长起来。随着它的日渐繁荣,在各个方面的地位,愈显重要。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所用之米,皆取自苏、浙、皖诸省,每年的用量约在五、六百万石之多。如此巨大的数量,可以想见当年的隋唐大运河负担之重,也可以想见运河之上舟船如梭、风帆如云、桅墙林立、纤夫接踵的一派繁忙景象。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率领的起义军曾“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顺流而下。”这一事件,说明停靠在宿州码头的船只之多,也告诉我们一千多年之前的宿州曾经何等繁荣。

  隋唐大运河是隋代利用人工开凿的四条运河之一(其余三条为永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在它从河南、经安徽、到江苏所流经的地方,每遇城镇,均穿城而过。自河南的永城,到安徽的泗县,这一条跨省公路基本上是沿着隋唐大运河的遗址南侧由西向东延伸下来的。它在宿州市区内的宽度,约在80公尺到100公尺之间。现存的遗址高度,一般都在两公尺到三公尺之间,有些地段,已不复存在。据沿河的村民介绍,解放初期的隋堤遗迹,高出地面达五、六公尺,南北长堤之间明显凹陷,呈现出清晰的凹槽形,被乡人形象地称为“槽子路”。没有淤塞之前,这里的河道同其他地方的河道一样,也成为地上的悬河。

  在埇桥镇成为宿州治所前后的岁月里,这里并没有城墙。直至唐文宗大和七年,才简单地构筑了城墙,仅仅是筑土为之。在接下来的500多年间,由于黄河无数次的夺淮,隋唐大运河终于渐渐淤平了。南宋与金议和之后,以淮河为界,相互对峙,埇桥属金,汴河年久失修。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黄河改道行故汴渠,仍在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泗州之汴口遂废,隋唐大运河终于湮灭。而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夺淮并没有停止,大运河的河床最后淤积为一道高出地面的土垄,默默地横亘在由中州平原到淮北平原这一片广袤的千里平野之上。元朝覆灭之后,明朝取而代之。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宿州才在早已淤平的汴河河道之上,以石为基,以砖为城,第一次修筑了城墙。城墙周长六里三十步,计一千一百一十五丈,每丈两垛,城高三丈三尺,厚为两丈五尺。城有四门,东为望淮,西为连汴,南为阜财,北为拱宸。每门皆设戍楼于城墙之上,并筑月城(俗称瓮圈)于门外。城下深挖沟濠,总长计八里一百八十步,可谓沟深城固。虽经清末的捻军及太平军北上的战事,又经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中日军的轰炸,城墙并未有较大的损毁。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发展的需要,宿县政府决定修建环城路,以便利交通。在拆除城墙的时候,为保护建在城墙上的扶疏亭,特意保留了县委办公楼后的一段城墙,并加以修整,至今仍完整无损。

  1948年11月16日,隶属宿县的宿城在淮海战役的炮声中宣告解放。17日,宿县县委由蒿沟进驻宿城。在此后的岁月中,行政区划多有变动。先是江淮军区党委决定把宿城划为宿城市,隶属宿东县,不久,又将其设为县级市。1949年3月,江淮三专署和豫皖苏三地委、六地委之一部合并,建立宿县地委,下辖20个县级单位,驻宿城市。4月,宿东县、宿西县、宿城市合并为宿县。1950年,宿县划分为两县一市,宿县驻符离,濉溪县驻濉溪,宿城市驻宿城。1953年,宿城市与宿县合并,次年4月,宿县县政府由符离移驻宿城。1979年9月,将宿县所属的城关镇改为宿州市(县级)。1998年10月,宿县地区正式改为宿州市,原县级宿州市改为埇桥区。

  蓦然回首,历史深处的那个埇桥小镇,历经风雨沧桑,几度荣辱兴衰,一路行来,竟然已经跨越了将近1200个春秋的时空!其间,举世闻名的隋唐大运河,整整哺育了埇桥儿女700余年!大运河在宿州境内奔流了130公里,在埇桥区境内大约有60公里。她是历史的见证,见证着埇桥儿女的苦难与欢乐。埇桥儿女也是历史的见证,见证着隋唐大运河的兴盛与湮灭……让人欣慰的是,大运河虽然在埇桥大地上消失了,但埇桥镇还在,而且在古原草无数次的枯荣之后,当年的埇桥小镇,已经发展成一个新兴的皖北重镇——宿州市!新宿州的脉搏,正在欢乐地跳动,在隋唐大运河曾经奔腾过的土地上,她正最大限度地张扬着青春的生命力!

大运河的馈赠

  隋唐大运河虽然已经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可是,那些饱含着血泪的历史故事,却依然在埇桥一带广为流传。

  炀帝,这位骄奢淫逸的一代帝王,为了去江都观看琼花,恣意劳民伤财,极尽挥霍之能事。另有一说: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目的,是为了他在未登基称帝之前热恋的江南女子宣华夫人(他的父皇杨坚的爱妃)。杨坚死后,杨广继位,他立即将宣华夫人变成了自己的爱妃。为了取悦这位他深深爱恋的美人,方便她由京城去江南省亲而开凿了这条大运河。这一细节是不是戏说,尚待考证。无论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他在这条河道上大肆挥霍民脂民膏以及荒淫无度的所作所为,却是史学家们已经达成共识的不争事实。据有关史料记载:从当时的洛阳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造龙船及杂船数万艘”。隋炀帝所乘的龙舟,金碧辉煌,豪华至极,犹如一座流动的皇宫。龙舟上下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旌旗蔽野”。所用船工纤夫,多达八万余人,“皆以锦彩为袍”。“所过州县五百里内进献水陆珍奇”。堆积如山的山珍海味,如何享用得了?结果“多弃埋之”……正当龙舟上笙管齐鸣、花天酒地的时候,却也正是古汴河两岸连年灾荒、饿殍遍地的时候。一边是楼船帆影、帝王的穷奢极欲,一边是哀鸿遍野、百姓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反差是何等强烈!一位有着忧国忧民之心的诗人,在他的《挽舟者歌》中唱出了纤夫们的悲愤心声: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

  我今挽龙舟,又困隋堤道。

  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

  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

  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

  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汴河长堤上的岸柳,看惯了隋炀帝的暴虐荒淫,听惯了纤夫们的痛苦呻吟,它们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因此,“隋堤烟柳”便成了历代骚人墨客吟咏的对象。不论是春天的青青柳色,还是秋天的黄叶纷飞,都能够有力地勾起人们的联翩浮想。唐人李益就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

行人莫向长堤望,风起杨花愁煞人。

  物极必反。由于隋炀帝的横征暴敛、荒淫无度,百姓怨声载道、民怨沸腾。大业十四年三月,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时,“荒淫益甚”。结果众叛亲离,被他的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人缢杀于江都宫中。一代暴君,就这样化作了江都城外雷塘荒野上的一堆黄土……

  千余年的风雨,洗涤了多少历史的残迹,然而汴河遗迹犹存。宿州市东沱河闸以西,尚有一处隋堤可见。泗县城西门处,可见明代汴河入城的水关遗址。在泗县城西的303省道北侧,也还可以看到古汴河的一段残迹。

  没有消失的,是存留在人们心中的那些有关隋唐大运河的种种传说,依然在世代相传,不绝如缕。

  在埇桥一带,民间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隋炀帝游幸江都时,适逢宿州大旱,禾苗焦枯,赤地千里,汴河也断流百日。隋炀帝不顾百姓死活,只顾自己寻欢作乐,竟然下令沿河百姓用大量黍、稷(一种表面十分油滑的谷物)铺在干涸的河底,并选派童男童女拉纤前行。当赤身裸体的童男童女们拼却全力绷紧纤绳时,龙舟上的炀帝却挥剑砍断纤绳,荒淫无耻地寻求刺激……

  这样的传说,真真假假,难以查考。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兴修水利工程的时候,在埇桥以东的古汴河河底,居然真的挖掘出大量已经碳化了的黍、稷!这一发现,也许可以印证隋炀帝旱河行舟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如果说流传于民间的传说不足为信,那么,把埇桥作为第二故乡、与埇桥和汴河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思、寓居埇桥别业二十余年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应该是最权威的历史见证人了。在埇桥小镇成为宿州治所的前夕(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他在他的诗篇《过茅城驿》中,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录了埇桥一带农村的贫困与荒凉:

汴河无景思,秋日又凄凄。

地薄桑麻瘦,村贫屋舍低。

旱苗多间草,浊水半和泥。

最是萧条处,茅城驿向西。

  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茅城驿大约在今日埇桥区政府所在地——宿州市以西的十里铺或二铺(二十里铺)一带。白居易在诗中朴实而又真切地反映了古汴河两岸的秋日旱象和埇桥一带农村的凋敝景象。同时,也如实地吐露了诗人的心声,坦露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我们似乎看到白居易迈着沉重的脚步,在衰草凄迷的汴河岸上踽踽而行的身影……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脍炙人口的诗句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已经随着汴水的湮灭而消失了,而诗歌之树常青!人们在吟诵这些华章佳句的同时,不能忘怀的是:被古黄河的泥沙埋进黄土层下的,除了这一条从隋朝一直流到宋朝的黄金水道之外,肯定还有不计其数的传奇和故事!人们被好奇的天性驱使着,一直想揭开黄土层下古汴河埇桥码头的秘密,挑开这一座地下历史博物馆的面纱,渴望着能与隋唐时代的先人们零距离接触……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这一梦想居然变成了现实,揭开谜底的一天居然不期而至!

  2006年9月间,海内外的读者在《人民日报》、《安徽日报》和中国台湾网上读到了这样一则令人振奋的新闻:在安徽省的古城宿州西门口老桥西侧,发现了距今1400多年的隋唐大运河遗址!这是一次在某建筑工地施工中的偶然发现,时间是在当年的暮春时节。当时,文物考古部门立即介入,开始了抢救性的挖掘。考古工作者们深知这一次的挖掘意义重大,他们渴盼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埇桥人乃至宿州人都知道:没有隋唐大运河,就不会有埇桥小镇;没有埇桥小镇,何来古城宿州?人们渴望更多地了解哺育先人们繁衍生息的摇篮!

  这条新闻的披露,立即轰动了考古界,同时也立刻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新闻热点,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最初的发掘就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600多平方公尺的范围之内,一件又一件异彩纷呈的文物,带着那个年代浓重的文化气息,源源不绝地出土了。据统计,出土的文物共有1440件!此外,还有多达数十万件的瓷器残片。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各类文物中,瓷器占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比例。不同年代、不同窑口、不同风格的各种瓷器,就釉色而言,有青、黄、白、黑、酱、白底黑花、影青等十多个品种;就型制上来说,则有碗、罐、壶、钵、瓶、盏、盘、盆、缸等繁多的形式。这些文物在地层深处历经千余年的漫长岁月,却仍旧艳美如初。制作瓷器的窑口,有安徽的寿州、烈山、东门渡等窑;有河南的鹤壁、钧窑;有河北的定窑系、磁州窑系;还有陕西的耀州窑系、湖南的长沙窑系、福建的建窑、江西的吉州窑、景德镇窑和浙江的越窑等窑系。它们经受了一千余年的严酷考验,终于重见天日。这一发现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条黄金水道是何等繁忙!它四通八达,沟通东西南北。而作为大运河上重要关津的埇桥码头,又是何等繁华!除江、浙、皖通往京城的运粮船只在这里停靠之外,它还是四面八方各种货物的集散之地。

  与这一次发掘时隔不久,2007年4月,又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埇桥区飞向国内国外:就在前一次发掘地点以东约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又出土一处完整的石造码头以及沉船、木材、滚石、瓷器等文物。

  这一重大发现,解开了长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个疑团。

  在此之前,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隋唐大运河并没有在宿州穿城而过,而是在城西某处北流东折,绕城而过。而这两次考古发掘,不客置疑地证实了隋唐大运河正是在宿州穿城而过。

  站在今天的宿州市大隅口(淮海路与中山路相交的十字街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北走向的淮海路在这里向南向北都呈现出缓缓低下去的地形。也可以说,大隅口是淮海路上的一个“分水岭”,这里,正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航道。1987年,在淮海路西侧、大隅口之南的工商银行大厦建筑工地上,曾经发现两处石构建筑遗存,两者相距约40公尺。据专家们推断:这很可能就是埇桥遗址!在埇桥的南边,有两条东西走向的平行街道,至今仍沿用着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名称——大河南街和小河南街。

  在汴水漕运繁忙的年代里,埇桥码头舟船往来,络绎不绝,各种器物遗落水中和偶然的舟船沉没,都是十分可能和正常的事情。因此,埇桥码头上下的这一段河道,沉入水下的文物应该是相当丰富的。这里,无疑是一条尚待开发的地下历史文物长廊!

  隋唐大运河已经并仍将给埇桥人民以丰厚的馈赠!

  有形的物质上的馈赠是宝贵的,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忽略无形的、精神上的馈赠。千百年来,我们在评说隋唐大运河的时候,往往是偏重于隋炀帝的荒淫无道所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却忽视了大运河开通之后繁荣两岸经济和繁荣全国经济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开凿隋唐大运河的功过事非,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据有关史传所载,隋炀帝在登基之前身为太子的时候,就曾经有了这样的心愿:将来有一天,我要修一条大河,贯通南北,连接黄河、淮河、长江,从中原、甚至从幽州也可以直下余杭。他还说:大河蜿蜒几千里,不但可以随时灌溉两岸农田,随着过往商旅的增多,沿途各业定会被带动着兴旺繁荣起来。所以,开河时看起来需用很多人工物力,百姓要吃一些苦头,一旦大河修成,最终获利的还是天下百姓。

  正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他登基之后的第二年,即改元大业,采纳了谏议大夫萧怀静的意见,开始了开凿汴渠(即通济渠)的浩大工程。炀帝传旨:敕命征北大总督麻叔谋为开河都护,荡寇将军李渊、太府少监何稠同为开河副使。于大梁乐台北起造开河公署。从大梁起首,由睢阳一带一直掘通淮河。天下人夫,能工巧匠,自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要赴工,如有隐匿者诛灭三族。

  圣旨固然残酷,但却表达了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决心与魄力。

  隋唐大运河通航之后,正如炀帝所设想的那样,既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等五大水系,且广、荆、扬、益、越等州的漕运,均由大运河转运京都。它还贯穿了东西数省,沿河南的杞县、睢阳、宁陵,至商丘东南行蕲水故道,又经夏邑、永城,穿过安徽的濉溪、宿州市的前身埇桥、灵璧、泗县,沿江苏的泗洪至盱眙入淮,全长约500公里,加上入海的河道,总长约650公里。仅在埇桥境内,大运河就孕育出了柳孜、百善、临涣、蕲县、蕲泽镇、茅城驿、埇桥等一大批当地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的中心。这些城镇,在繁荣地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活动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除了有形的、物质上的馈赠之外,大运河给予我们的无形的、精神上的馈赠,更是弥足珍贵。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隋唐大运河,我们从它生命的开始到它生命的终结,可以总结出很多深刻的教训。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也许不乏积极的因素。他登基之后,改元大业,雄心勃勃的杨广也曾想轰轰烈烈地成就一番千秋大业。他兴建东都洛阳,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修建供他享乐的西苑,开凿大运河,修筑长城,开辟驰道……这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全靠数十万、数百万的大规模征召民工用无偿劳役来完成。这就必然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横征暴敛和繁重的兵役,社会开始动荡不安。结果,从大业七年起,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大有风起云涌之势,到了大业十四年,煊赫一时的隋朝便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

  “隋家宫阙已成尘”之后的岁月里,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都在认真研究炀帝的兴衰,并从中吸取教训,总结治国安邦的经验。在这些人中,唐太宗李世民做得卓有成效。由于隋末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徵等贤臣一起,以隋亡为鉴,“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俭以息人”,使“百姓安乐”,休养生息。唐太宗还积极推行均田制,并选拔人才,发展科举,终于创造出一个全国人口增长、经济恢复的大好局面。造就“大唐盛世”的“贞观之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成为了千古佳话,流传至今。当时,作为谏议大夫的魏徵,曾经向唐太宗提出二百多条治国的良策,经常劝说李世民要以隋亡为鉴。他把皇帝比作舟船,把百姓比作浮舟之水,向唐太宗阐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他还向君王建议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对百姓要“薄赋敛,轻租税”。所有这些治国方略,都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我们知道隋朝覆灭的原因,是炀帝在执掌皇权之后,帝王的私欲恶性膨胀,他忘却了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的勤俭之风,尤其是在河开之后,他沉湎于女色,穷奢极欲,把黎民百姓忘在了脑后,不再考虑民生的大事。他的灭亡,正应了“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千古箴言。

  晚年寓居埇桥并魂归埇桥的唐代大诗人皮日休的诗篇,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已经对隋炀帝和大运河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位具有深邃思想和犀利目光的诗人写道: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不仅是在唐朝,就是在今天,他的诗篇对隋炀帝和大运河的评论仍不失为一种权威性的定位,因为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的长河永不停息的滔滔奔流,隋唐大运河与我们渐去渐远,然而,它给予我们的馈赠,却是受用不尽的。

  哦,大运河,你这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历史教科书!……

 

 

 

九女坟与汉画像石

 

九女坟与汉画像石

 

  九女坟坐落在宿州市埇桥区褚兰镇夏疃村东的墓山上,东距褚兰镇只有1.5公里,南距宿州市区66公里,北距江苏徐州30公里,是一座大型石构古墓葬,其年代约在东汉晚期。

  传说古时候,褚兰一带,树茂林密,人烟稀少。山中有一条大虫,常常兴妖作怪。这只妖怪时常夜间出没乡里,所经之处,黑风骤起,飞沙走石,妖怪凭借狂风呼啸而至,掠人妻女,吞噬牛羊,毁坏房舍。每当暮色来临,家家关门闭户,百姓无不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为保一方平安,族中长老,聚众议商,定于每年二月初八日,以牺牲牛羊和十六岁美貌女子供奉妖怪,年年祭祀,岁岁如此,百姓苦不堪言。迨至第九位少女作祭时,此女侠肝义胆,是日,她身着红装,腰中暗藏利刃,面无惧色,从容以待。夜晚降临,一阵狂风过后,妖怪走来享受祭品,侠女面带微笑,当妖怪近身时,拔出利器,对准妖怪猛刺数刀,妖怪顿现原形,原来是一条巨蟒。侠女继续与蛇妖搏斗,终于划破蛇腹,令其肝肠涂地,命归西天。经过一夜搏斗,侠女自己也累得力尽气绝,吐血而亡,众乡亲为表达对这位侠女的感激和敬仰,纷纷捐出银两,集能工巧匠,开山劈石,筑大墓而厚葬之。“九女坟”的传说在民间家喻户晓,就这样被传了一代又一代。这自然是一段巾帼英雄为民除害的佳话。

  民间传说和科学发掘结果往往是两码事。1956年春,原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先生于徐州获悉,宿州褚兰有个九女坟遭到破坏,遂电报通知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博物馆着即派王步毅、胡悦谦两同志前往实地调查,同年秋天,实施了考古发掘工作,从此揭开了“九女坟”的神秘面纱。科学发掘证实这是一座距今1700余年由巨石构筑,多室组成的大型夫妻合葬墓,墓室四壁用石刻壁画装璜的十分华美,为皖北地区仅有的一座大型画像石墓,保存十分完整。

  “九女坟”建在墓山的顶部,背依群山,面对平川,地势高敞,视野十分开阔,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科学发掘工作揭示了九女坟的建筑由地面上的石祠、墓垣、墓顶封土和地下墓室三部分组成。

  地面建筑因代远年湮,风雨侵蚀难以保存至今,只留下断壁残垣。封土堆和墓垣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9.8米,南北宽6.5米,墓垣高0.5米。石祠为单开间,屋顶为两坡式,祠门向南敞开,面阔1.4米,进深0.9米,墓座由厚石板平铺而志,内壁布满画像。

  地下墓室由双甬道、横前室、双后室和一个耳室组成。墓门向西,墓向285度(图一)。整个地下墓室全部由巨石构筑。甬道长1.8米,宽1米,高1.54米,设有石门,高1.1米,宽0.9米,两个甬道之间有隔墙。由甬道进入前室,前室呈长方形,南北横置,前室长3.46米,宽1.93米,高2.74米。由前室东行进入两间后室,前室相当于生活中的客厅,而后室是存放棺椁的,相当于生活中的卧室。后室长3.24米,宽1.46米,高2.16米。耳这到在前室的北侧,相当于生活中的灶房,近方形,长1.4米,宽1.2米,高1.37米。墓室底部全部由大石板铺就,墓室顶部采用大石条叠放收缩封顶,抗拒了巨大的封土堆带来的压力,保障了墓室安全无恙。整个地下墓室呈东西长方形,长7米,宽4.84米,建筑面积约35平方米。

  九女坟画像石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是地面石祠画像远比地下墓室丰富,毕竟地面石祠画像是给生者看的,而掩埋于地下的墓室画像是为死者服务的。汉代人依照他们的信仰和宇宙观将天地间划为四界:天界是神居住的地方,仙界是得道成仙者居住的地方,而人间是凡界,地下的鬼魂世界是死者去的地方,并希望死去的先辈们能够积德转世到这仙界,保估子孙后代兴旺发达。九女坟画像石基本按照这一理念去配置的。如:伏羲女娲为人类始祖,被配置在地下墓室和石祠的顶部,他们的形象是人首蛇躯,各代表阴阳,首尾相接以示交尾,繁衍人类。东王公、西王母、河神、玉兔捣药、奇禽异兽,神话故事被配置在生产生活场面的上部,再下是人间社会、农耕、纺织、渔猎、歌舞杂技百戏、六博、庖厨、饮酒、车马出行,治前祭祀先人,死者从阴间的地下世界,打着灯笼来到祠堂,接受后人的祭拜和祭品。还有一些内容被配置在固定位置上,如铺首衔环是固定在石门或门框上,铺首是“龙生九子”的其中一个儿子,因其忠厚老实就命它去守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四个方位神,通常被配置门两旁,青龙在左,象征东方,白虎在右,象征西方,朱雀配置在正房屋顶上,以示北方。

  汉代画像石是一部描绘汉代历史的长卷,它代表了汉代绘画艺术的成就,它不仅是汉以前中国古典艺术发展的巅峰,而且对汉以后的绘画艺术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正是九女坟画像石墓的学术价值观赏价值所在。1961年,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将其公布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国历史上汉画像石五大分布区为河南的南阳、山西的离石、陕西的榆林、山东的滕州和江苏的徐州。宿州有大量的汉画像石是近十几年才发现的,不仅分布面广,而且藏量很大。萧县出土的大批汉画像石属于西汉时期,泗县出土的大批汉画像石属于东汉时期。而埇桥出土的大批汉画像石则两个时期都有。

  埇桥汉画像石石质坚硬,削凿磨制成石材后,先由画工用墨线勾勒出物像,再由石匠阴刻其轮廓并剔地平铲,成为浅浮雕作品。画像中哪怕细微部分也不留原有墨迹,其画像构图疏朗,刻画凝重醒目,形象洗练质朴。线刻细腻真切,有阴柔之丽,浮雕浑雄苍健,有阳刚之美。阴柔阳刚,体现了中国传统美的基本要素。无论雕刻还是画风,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宿州无论萧县、泗县还是埇桥出土的汉画像石中都有许多伏羲和女娲交尾图。伏羲是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他教先民结网捕鱼,变游猎为农耕,对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卓越贡献;女娲是传说中的造世主。古代传说伏羲、女娲既是兄妹关系,又是夫妻关系。《风俗通义》云:“女娲,伏希(羲)之妹。”《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至于他们是怎样由兄妹而结为夫妻的,李冗的《独异志》中讲了这么一则神话:有一次,下雨三日不停,洪水暴涨,人全淹死了,伏羲兄妹躲在一个葫芦瓢里,幸免于难。等到雨停水退,他们从葫芦瓢里走出来后,世界上已杳无人迹。一个仙人对他们说:“这世界上已没有人了,你们结为夫妻吧,不然人类要灭种了。”他们没有同意,因为过去听老人说过,亲兄妹不能结为夫妻。他们向前走去,一只乌鸦飞来,劝他们结为夫妻,他们很生气,砍下了乌鸦的头说:“如果你能接活,我们就结为夫妻。”刚说完,乌鸦的头与身又连在一起,呱呱叫着飞走了。可是伏羲兄妹仍不肯结为夫妻,继续向前走,又遇到了观音娘娘。观音娘娘劝他们结为夫妻,并说这是天意,他们不信,观音娘娘说:“你们各去一个山头,各燃一堆火,如果两股烟能合到一起,就说明天意要你们结为夫妻。”他们照做了,果真两股烟合在了一起,于是他们就结为夫妻了。

  后来,他们生下了一个怪胎,是一个肉团。他们很难过,但观音娘娘教他们把肉团剁碎,撒向大地。他们把它撒在山岗上,就长出了瑶人;撒在平原上,就长出了汉人;撒在山边和圩边,就长出了壮人……

  宿州汉画像石里面的女娲多为人头蛇身,这恰恰映证了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汉画像石中对龙的表现,更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所出现的龙均舒展劲拔,刚强生动,表达出各种昂扬的性格,宿州汉画像石甚至第一次出现了九龙图。

  汉画像石在艺术形式上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瑰宝。

 

 

 

第二篇 历史的天空

永远的涉故台

 

永远的涉故台

 

  这里,又是一处历史的制高点!

  2200多年前,在这片泥泞的土地上,曾经演绎过可歌可泣的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事件,几乎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从世界编年史上来看。这一声震天动地的惊雷,比古罗马斯巴达克斯领导的那一次奴隶起义,整整早了一百三十六年!

  英雄们的生命,像流星划过风雨如磐的长夜,虽然短暂,却照亮了苍穹。正是他们的壮举,导致了吞并六国的强秦王朝终归覆灭。

  无论历史演进到什么年代,先躯者们的足迹,都值得后来者去寻觅,去探索……

  ……出宿州古城,沿京沪铁路西侧南行约25公里,便是陈胜、吴广领导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大泽乡了。

  顾名思义,大泽乡是一方地势低洼的地方。遥想当年,这里曾是芦苇丛生、野草遍地的一片荒原。它的范围很广,包括了生长着一种紫根芦苇的紫芦湖。也正是因为这种低洼的地势,才演绎出那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的7月,正是淮北平原上的雨季。千里平野,阴雨连绵,大泽乡成了一片名副其实的泽国水乡。就在这样恶劣的天气情况下,一群被苦难吞噬的人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这是被官府征召去戍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临时屯住在大泽乡的900名戍卒。无休无止的霏霏霪雨,把他们围困在这一片无边的泥沼之中,而阴沉的天空,雨云涌动,丝毫没有放晴的迹象。何时才能开拔北上?谁也不知道。饥饿的威胁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按照当时秦朝残酷的法律,误期当斩。

  900名绝望的戍卒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恰似一道闪电划过长空,戍卒人群中站出两个人来。这就是与900戍卒生死与共、带领弟兄们赶赴边关的屯长陈胜(字涉)和吴广(字叔)。此时此刻,他们二人的出现,无异于在风雨茫茫的荒原上升腾起两蓬烈焰,重新点燃起900戍卒心中即将熄灭的生命之火。也就是从这一刻起,陈胜、吴广的名字,被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青史之上……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关陈胜、吴广的记载见于多处。《陈涉世家》称: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据此,有历史学家把陈胜的里籍定为河南的阳城(即今河南登封),把吴广的里籍定为河南的阳夏(即今河南太康)。但是,在不同的朝代和史书中,对于陈胜的里籍却产生了意见分歧。在《明一统志·中都·古迹》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阳城,在宿州南,秦县,陈胜生于此。清乾隆钦定、黄之隽等人所撰的《江南通志》卷三十五“古迹”条下称:阳城,在宿州南,秦置县,陈胜生此。乾隆敕撰的《通鉴钢目》正编卷二“质实”称:“阳城,秦之县名,属泗水郡,汉属汝南郡,东汉为岑彭封邑,三国魏废之。故城在凤阳府宿州南。”《安徽通志》卷十五中也有同样的记载。长期以来,对于陈胜的生地,有不少人提出对登封说的质疑:如果把陈胜的生地说成是河南登封,那么,对于陈胜、吴广和900名戍卒在急如星火赶赴渔阳的时候,为什么会绕道数百里东行大泽乡再北折而去渔阳呢?为此,质疑者提出大胆的设想:陈胜的生地,很有可能就在安徽的宿州一带,他和吴广以及900戍卒可能就是在淮北地区被征召的。质疑者甚至还考证出在宿州南部(今固镇县湖沟一带),有一处被当地群众称为“南阳城”的遗址。在这种意见相左、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研读《陈涉世家》,并从中寻求答案,应该是大有裨益的。文称:“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又说:“陈胜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深入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卢南乔先生在一九七八年第十一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闾左辨疑”一文,论述了“闾左”即“亡命”,陈胜是“由佣耕而亡命”,“身罹亡命之‘罪’,名列‘闾左’之人,而被谪戍的”。这样看来,陈胜的生地为宿州说的观点自有他的道理,而持登封说的观点也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试想:在垅亩之间就曾经发出过“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这一浩叹的陈胜,是一位造反精神极强并胸怀大志的人,他很有可能因忍受不了在家乡的佣耕之辱和痛苦而亡命他乡,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流落到安徽的淮北一带的可能性。而在这里被征召为戍卒,并暂屯于大泽乡,与吴广同时被指定为屯长,然后在秦尉的押解下从这里出发去戍守渔阳,好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我们还可以从陈胜率领的起义军中骨干成员的籍贯上找到依据:葛婴,朱鸡石,今宿州埇桥区符离集人;任徐,宋留、黄绁,今安徽濉溪县(原属宿县)人;丁疾,今宿州泗县人;邓说,今固镇县湖沟(原属宿县)人;还有今安徽阜阳的邓宗,今河南太康的吴广。

  毕竟是2200多年前的历史了,陈胜的里籍到底在哪里,还是留给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去考证吧!对于这一类相持多少个朝代仍难以辨清的历史问题,古人顾嘉衡所持的那种看重大端、舍弃末节的态度,倒是颇值得我们借鉴。他对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的里籍问题到底是在湖北省的襄阳、还是河南省的南阳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顾嘉衡深知诸葛亮对蜀汉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报国之心,也深知这位丞相功高北斗、名垂宇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和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为南阳武侯祠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而我们更关心的,应该是被困于大泽乡泥沼中那900名戍卒的命运。

  两位有着共同经历和命运的屯长,对于眼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他们知道,在秦王朝暴政的严酷统治之下,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天下苦秦久矣”。在这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情况之下,沸腾的民怨,犹如干柴,一遇火种,便会烈焰冲天。因此,他们二人商议之后的结论是:“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有了这样的共同认识,他们审时度势,决定抓住时机,高举义旗,率领戍卒们于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但是,陈胜和吴广又是冷静和理性的,他们没有草率盲动,而是首先在戍卒们中间制造舆论。经过周密的筹划,两位有勇有谋的屯长开始实施他们秘密制定的方案。他们先是在帛条上用朱砂写下“陈胜王”三个字,塞入鱼腹之内,再生办法让戍卒将鱼捉住,在剖洗烹食时发现这一有字的帛条。一时间,在戍卒的队伍中传为奇谈,疑是“天书”在传达“天意”。为了把舆论造得更加可信,吴广又于子夜时分潜进神庙旁的丛林之中,点燃篝火,并装狐呼叫“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听了,无不惊异万分,更加确信这是“天意”让陈胜称王。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鱼腹天书”和“篝火狐鸣”的故事。用今人的话来说,这就是造势。

  经过这一番深入人心的舆论工作之后,900戍卒众望所归,集于陈胜一身。看到时机已经成熟,陈胜、吴广开始实施他们的又一个预定方案。两个人首先扫除了身边的威胁,果断地借机杀死了押解戍卒的两名秦尉,并立即集合全体戍卒,破天荒地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极具煽动力的话语,强烈地激励起大家奋起推翻秦朝暴虐统治的勇气,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点燃了戍卒们胸中郁积已久的反秦怒火。这时,陈胜便顺应“天意”和民意,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为坛而盟,祭以尉首”,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由于陈胜、吴广与戍卒们有着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和生死与共的同样命运,所以,他们才能一呼百应,义军才能齐心合力。义旗举起之后,首先占领了大泽乡,继而攻占了蕲县,一月之内,连克铚(今安徽省淮北市临涣,原属宿县)、酂(今河南永城)、苦(今河南夏邑)、柘(今河南柘城)、谯(今安徽亳州),一路上,义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沿途百姓应者云集,纷纷投奔义军,队伍在行进途中迅速壮大起来。攻克楚的故都陈(今河南淮阳)后,义军已拥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兵数万。这时,当地的三老豪杰不失时机地向陈胜提出建议:“将军身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在这种形势下,陈胜乃自立为王,号为“张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农民政权,在如火如荼的烽火中就这样诞生了。

  张楚政权的建立,犹如平地一声雷,震撼了全国。有了如此强大的兵力,义军便以陈为中心,迅速向周边发展,极力扩大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吴广和周章率领义军主力继续西进,去攻打秦都咸阳。一路上,旌旗蔽日,浩浩荡荡,兵至函谷关,已有兵车千乘,战士数十万了。这样一支斗志高昂的大军,一路过关斩将,很快打到距离咸阳不足百里的一个叫戏水(今陕西临潼新丰镇附近)的地方。义军的长驱大进,使得秦王朝上上下下一片惊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秦二世胡亥深深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决不能再让义军向京城逼近了。鉴于兵力难以迅速集结,他立即下令释放并武装了一大批修筑骊山墓的刑徒,组成了一支30万人的大军,由大将章邯率领,立即东进迎战义军。两军交战,异常惨烈。由于义军将士没有经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素质普遍较差,一经与章邯的大军交手,立刻溃不成军。在撤退的乱马军中,周章自杀身亡。章邯则乘胜东进,一路追杀,各路义军,纷纷惨败。吴广在退却到荥阳附近的时候,被他的部下、野心家田臧杀害。陈胜在这种十分严重的形势面前,想起两个人来,这就是正在江东从事反秦斗争的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他在与项梁、项羽取得联系之后,立即拜项梁为“上柱国”,并令他们引兵西进,抗击秦军,以挽回败局。但是,战争的形势发展十分迅速,未等义军与项梁、项羽所率的大军会合,陈胜已退出陈,率残兵继续向东撤退。在他退却到下城父(今安徽涡阳县)时,竟然与他的亲密战友吴广的命运相同,死于他的车夫、叛徒庄贾之手……

  一场从大泽乡点燃起来的反秦烈火,就这样被秦二世的腥风血雨扑灭了!

  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从起义到失败,虽然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起义的英雄们血沃中原,催发了更大规模反秦的春草。

  在义军西进途中遭到秦军重创之时,远在江东的项梁、项羽接到陈胜命其驰援的军令之后,立即带领8000子弟兵渡江西进。那一年,项羽年仅24岁,正值血气方刚、英姿勃发的年华。作为未来的西楚霸王,年纪轻轻的项羽,已经显露出过人的才气、超人的胆略和远大的抱负。有一次,秦始皇游幸会稽,项羽见后曾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一句话,显示了项羽在政治上的雄心。

  秦朝末年,是一个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年代,迫于秦王朝残酷的暴政,老百姓难以承受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因此,不少有胆有识之士纷纷逃亡山林川泽,伺机反抗官府。这些啸聚山林的英雄好汉,见诸史籍记载的就有钜野泽中的渔人彭越、亡命江中的骊山徒黥布,还有逃亡泽中的桓楚……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活动于芒砀山一带的刘邦了。

  刘邦字季,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无独有偶,他与项羽一样,也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人物。他曾经到过都城咸阳服役,亲眼目睹过秦始皇出巡时的那种威风八面的仪仗和宏大、热烈的场面。他当时曾感叹不已地说:“大丈夫就应该如此啊!”

  在陈胜、吴广率领的反秦农民战争失败之后,这两个人在继续反秦的烈火中冶炼得渐趋成熟,各自的力量都在不断壮大,羽翼日益丰满,终于成为反秦斗争的两支主要武装力量。公元前206年,刘邦和项羽先后率兵攻入咸阳,终于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也了却了陈胜、吴广未能实现的夙愿。可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的岁月里,令人痛心的是:两位在反秦斗争中曾经一度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由于权力斗争,竟然变成了政敌!这样,便有了后来演绎出的鸿门宴、垓下之战、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等一系列或哀婉凄绝、或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是后话。

  这也是历史。这就是神秘的黄土层下埋藏了2200多年的一段悲壮的历史!

  “遗镞至今埋野草,田夫雨后辍耕看”。历史的回声,是何等悠远、绵长啊!如今,曾经叱咤风云的陈胜王,曾经撼动了秦二世胡亥宝座的陈胜王,静静地长眠在今河南永城县芒砀山中的一堆荒冢之下……可是,他和吴广率领的抗秦英烈们创造的那一段光辉历史,却仍旧象当年的大泽惊雷一样,千秋万代,不绝于耳,久久地、久久地在人世间轰鸣。而作为存留下来的唯一历史见证,只能是那一座历经两千余年风雨剥蚀的涉故台了。

  这是一座覆斗状的土台,长宽各约60余米,高不过5米。翠柏掩映、青草丛生的土台,其用途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筑台盟誓,诛伐暴秦;二说是操练兵马,击鼓演武;最后一种说法,则是说大泽乡一带为低洼的沼泽地区,每逢雨季,顿成泽国。所以,义军揭竿而起后,为了屯兵,便在此构筑了这个土台。象这样的屯兵之台,在大泽乡有72座,被当地百姓称为“七十二连营”,其中,以涉故台最大。

  在大泽乡,还流传着一个与此有关的民间故事:当年陈胜率众起义,筑台盟誓的时候,忽然看见台下的草丛中倏然跃出一只梅花鹿,朝东北方向的紫芦湖中飞奔而去。他立即弯弓搭箭,对戍卒们说:“我的箭若能射中此鹿,起事必能成功!”弓弦响处,那只梅花鹿应声倒地。自此以后,这座曾被称作“射鹿台”了,而紫芦湖也被称为了死鹿湖。

  关于这座土台的传说,是多种多样的。还有人说这座射鹿台又叫射鼓台,是陈胜射箭、击鼓、演兵之台。后来被称为涉故台,是取其为陈涉揭竿起义所遗留下来的故台之意。

  涉故台上,原有明朝万历年间乡人集资修建的钟楼、寺庙,并铸有铁钟一口。此外,还有明万历、清道光、光绪和民国年间所立的石碑四块。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建筑物都在天灾人祸、兵燹战乱中湮灭了。而今,只有四块遍体鳞伤的石碑,默默地伫立在涉故台上,呼应着台上的那一口龙眼井、台下的篝火狐鸣处、鱼腹天书湾和七十二连营,向人们讲述着遥远年代的遥远故事。

  为了让后人更好的了解这一段历史,1984年,又于涉故台前树起了一座高11公尺、宽6.5公尺的陈胜、吴广雕像。14块黑色的大理石,凝固了2200多年前那惊天动地的一幕。1991年建成的陈胜、吴广起义陈列馆——鸿鹄苑中,东西两壁嵌满了当代知名人士的碑刻书法作品,引导着人们去探寻中国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足迹……

  从涉故台南行约二、三里,有一座兀立于平野之上的土丘,当地百姓称之为“雪花山”,传说为陈胜的妹妹雪花的墓冢,故又称“雪花公主墓”。雪花其人,史书古籍上均未见记载,纯属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演绎出来的人物。传说中的雪花,是一位提刀跨马、冲锋陷阵的女杰,她跟着哥哥陈胜南征北战,辅佐陈胜登上王位。流传于大泽乡百姓中间的传说甚至认定陈胜和雪花就是距涉故台不远的西陈村(又称铁棍陈)人,所以,在义军起义失败之后,雪花姑娘马革裹尸,返回故乡,被乡亲们安葬在这里……

  大泽乡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民间传说:在雷雨到来之前湿热天气的特殊条件下,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位威风凛凛的将军,全身披挂,手执长剑,骑一匹扬鬃奋蹄的烈马,在涉故台下的一脉平野上纵横驰骋……那就是魂归故里、返回家乡探望父老乡亲的陈胜王……

  神奇的传说和故事,虽然不足为信,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大泽乡人对陈胜的爱戴和思念之情,他们为拥有领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战争的这样一位乡亲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流传在这一方土地上的民间故事很多,其中有一则颇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陈胜、吴广率领义军攻下陈之后,建立了张楚政权,陈胜自立为王。当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派出大将周章西征秦都咸阳之后,自己却住进了豪华的皇宫,沉迷于荣华富贵的帝王生活中去了。有一天,几位曾经和陈胜一起在故乡为财主当长工的乡亲,结伴来到京城,想找陈胜畅叙乡情。在戒备森严的皇宫门口,一位年轻的同乡对门官说道:“俺们几个跟胜哥是自小就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快叫他出来迎接大伙!”门官如实向陈胜王通报之后,陈胜“龙颜大怒”,认为是冒犯了他的皇帝威仪,喝令将那位年轻人于宫门之外斩首示众……另一位年轻的同乡十分不满,对门官说:“你再替俺们向胜哥儿通报一声,当年,他跟俺们几个人给财主当长工的时候,一块受苦受累,一块忍饥挨饿。有一回,俺们给财主家割豆子,狠心的老财给长工们送来的午饭,竟只有一砂罐能照见人影儿的稀饭,里面有很少几颗豆子。胜哥儿在盛饭的时候,不小心绊着了镰刀,一下子把砂罐打破了……当时,饿极了的胜哥儿猛地趴在地上,用嘴去啜那地上的黄豆粒儿……”门官再一次如实禀报了这位年轻人的话,可怜这位乡亲也落了个“宫门斩首”的同样下场。这时候,一位年龄稍长的同乡对门官说:“有劳门官大人再给皇上禀报一声,您就说:当年跟着皇上手持勾镰枪,攻破罐儿城,捉拿豆将军的弟兄们朝拜皇上来了。”门官再次如实禀报,陈胜心中深感愧疚,面有惭色,终于走下金阶,迎接众位乡亲……

  这是一则人民性极强的民间故事,而且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涉故台下的原野,是一片经受过血火洗礼的土地。每一次战争过后,人们在重新耕耘这一方浸染过鲜血的黄土时,也学会了细心地梳理纷乱的思绪。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战争失败之后,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刘邦和项羽就先后攻入咸阳,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接下来,就是旷日持久的楚汉相争了。这场战争持续了六个年头,到了公元前202年(汉王五年)10月,刘邦撕毁了墨迹未干的鸿沟盟约,亲率大军追击向彭城(今江苏徐州)撤退的项羽。追到阳夏(今河南太康)的南边,他下令停止追击。12月,刘邦采用了张良、陈平的意见,并与韩信、彭越等诸候合兵。其时,韩信的30万兵马,自齐南下,切断了项羽向彭城的退路。彭越率领的数万兵马,在固陵与刘邦会师后,担任了主攻。刘贾与英布自寿春北上,切断了项羽南逃之路。五六十万汉军将项羽的十万兵马围困于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的垓下。韩信设下十面埋伏,将楚军团团围住,使其难以突围。张良又不失时机地命汉军士兵唱起了楚歌,极大地瓦解了楚军将士的军心,甚至连项羽在闻听四面楚歌之后,也以为汉军尽占楚地,军情突变,大势已去,终于丧失斗志,演绎了霸王别姬那凄美而又惨烈的一幕……

  徜徉在从埇桥区的大泽乡到灵璧县的垓下古战场上,一种“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的历史沧桑感格外强烈。白骨累累、衰草荒烟的凄凉景象虽然与我们渐去渐远,可是,那两场遥远的战争留给后人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终结。面对历史深处那逐渐消散了的战争烟云,人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同是反抗暴秦的战争,陈胜吴广终于以失败而告终,而刘邦和项羽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两支旗鼓相当的反秦劲旅,居然又反目成仇,更不可思议的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竟然会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位嗜酒好色、混迹市井的无赖之徒刘邦战胜了项羽而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分析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原因,当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在义军向秦都咸阳进军的过程中,虽然兵力不断壮大,但是,面对章邯率领的30万秦军,义军的力量明显的处于劣势。而且义军仅仅凭着高昂的士气,是无法战胜敌人的,连起码的军事素质都不具备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强敌。从义军自身找一找失败的原因,我们当然不会忽略义军人员的组成。在如此动荡的年代,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在所难免,这就自然会在义军败退途中发生“自家人”杀害自家人的悲剧。吴广死于他的部下、野心家田臧之手,而陈胜则被他的车夫、叛徒庄贾杀害……

  而项羽的失败,则又当别论了。

  在垓下之战中,他曾经慷慨悲歌、给我们留下了一曲千古绝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他还明确的发出浩叹:天之亡我,非战之罪!”虞姬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哀婉地唱道:汉军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难道项羽真的是“时不利兮骓不逝”、“大王意气尽”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在秦王朝被刘邦、项羽推翻之后,有一些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与项羽共同反秦的几位领袖人物先后离他而去。刘邦、田荣、陈余自不必说,而原来就是项羽部属的韩信和陈平,一个是在刘邦郁郁不得志的时候离楚归汉,一个是在项羽定都彭城自立为西楚霸王的鼎盛时期从楚逃亡而归汉的。楚汉相争之初,彭越持中立立场,既不从楚,也不归汉,但是后来他也投向了刘邦。就连曾经跟随项羽出生入死的黥布,最后也离他而去,投奔了刘邦……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居然逼走了韩信,赶走了范增……我们可以向血染乌江的项羽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你若是礼贤下士、广纳人才,刘邦能够战胜你吗?

  据史料记载:刘邦在与群臣议论国事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番意蕴深刻的谈话。刘邦说:“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群臣说服。

  问题的全部答案就在这里。

  我们再回过头来探讨陈胜吴广失败的原因,明显地感觉到在他们两人的身边,缺少一批智囊人物和一批骁勇善战的人物。要想在短期之内一举战胜强大的秦王朝,没有充分的准备是难以成功的。这种准备,除了精神上的,军事力量的优势是必不可少的。

  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他们在推翻秦王朝的伟大斗争中仍然建树了不朽的功勋。正如项羽虽然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中以失败而告终一样,仍旧是一位失败了的英雄。陈胜、吴广在并吞六国的强秦面前,敢于首先发难,破天荒地喊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极具震撼力的。这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从思想上彻底打破了秦王朝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在义军失败之后,反秦的风暴不仅没有停息,反而更加猛烈。正如项羽在后来虽然败给了刘邦,但是,他在反秦斗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并没有被历史忘记,依然名垂青史。比如,具有战略意义的雍丘之战和巨鹿之战,就是由项羽亲自指挥的。楚军占领了雍丘,杀了秦朝的重要将领李由,引起了秦朝上层集团的震惊和分裂;巨鹿之战,给秦王朝以致命的打击,意义更加重大。后来,项羽率军渡过漳水,破釜沉舟,九战九捷,大破秦军,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从他率众起义,到全歼秦将章邯大军,他所建立的功勋,决不在刘邦之下。清人王沅曾经公正的指出:“首难者虽陈涉(陈胜),灭秦者项王也;入关者虽沛公(刘邦),灭秦者项王也。”

  打开宿州市的地图,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秦末的大泽乡农民起义的古战场东去四十余公里,就是楚汉决战的垓下古战场;由大泽乡西去十余公里,就是淮海战役主战场之一的双堆集战场,从古到今的三个战场,几乎是在同一条东西走向的直线上。这当然是一种历史性的巧合,不过,同时也说明:作为古城徐州的外围,宿州市的埇桥区、灵璧县、泗县乃至萧县和砀山县,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一带屡屡成为龙争虎斗的战场,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

  说到涉故台,不能不提到台前那棵铁干虬枝、古朴苍劲的柘树。无论是从文学、美学和植物学的任何一个角度来衡量,它都是一棵不可多得的奇树。斑痕累累、坚如铜铁的躯干,曲曲弯弯、昂首向天的雄姿,使得这棵饱经沧桑的千年古柘酷似一条扶摇直上九天的苍龙,因此,大泽乡人便把它称作了“柘龙”。

  柘龙是大泽乡人苦难历史的见证,也是大泽乡人步入新时代的象征。“二月二,龙抬头”,这一方多灾多难的土地,正象这条柘龙一样,伴着轰鸣的春雷,信心百倍地飞向广阔的天宇。

  清人梅奎壁在他的《蕲上怀古》中唱道:“马嘶恍听秋风动,弓影空悬夜月阑。”二十个世纪,在月缺月圆中流逝,漫长的岁月,并没有湮灭这一段悲壮的历史,涉故台也依然矗立于天地之间。今天,当我们登临这座古老的历史制高点时,便会发思古之幽情,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也便会穿越历史的时空,深沉地在我们耳畔回荡起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一古今称颂的名篇,与涉故台这古朴苍凉的格调何等和谐!苍古沉雄的诗句所透露的神韵,不就是涉故台的灵魂吗?历史演进到了现代,毛泽东在他大气磅礴的词作《贺新郎·读史》中,对大泽乡的这一声惊雷作了这样的赞誉:“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不朽的历史事件,化作了不朽的诗篇,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哦,涉故台,涉故台,永远的涉故台……

 

 

 

苍穹有颗不落的星

 

苍穹有颗不落的星

 

  在埇桥区的治所——宿州古城的东北隅,有一处松柏掩映、庄严肃穆的地方。这里,就是以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将军的英名冠名的雪枫公园。

  跨进云辉玉宇的公园大门,迎面便是一尊将军英姿飒爽、高风亮节的戎装全身雕像;再往前走,在公园的中心位置,是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陈毅元帅手书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镶嵌在纪念碑的正面;公园的北侧,是一处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院落,正门的门楣上方,有一块匾额,上书张爱萍将军题写的“彭雪枫纪念馆”六个酣畅淋漓、龙飞凤舞的大字。

  登堂入室,在宽敞明亮的展览大厅之内,我们可以看到介绍彭雪枫将军生平事迹的大量图片。这里,已经成为宿州市和埇桥区的一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寻觅将军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光辉足迹,重温新四军四师健儿们为了民族的命运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的烽火岁月……有多少白发苍苍的新四军老战士和曾经与新四军共同走过那一段峥嵘岁月的普通百姓,静静地肃立在将军的半身雕像前面,深情地在心头呼唤着将军的英名,哀思如潮、泪如泉涌。

  如果把革命历史的演进比喻为滚动的车轮,那么,在埇桥区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辙印。与这道辙印同步延伸的,有不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有着战略意义的重镇徐州沦陷,位于徐州东南方向的皖东北地区,所有的县城和重要城镇,几乎都被日寇和汉奸维持会所占领。所谓“皖东北地区”,指的是徐州至蚌埠的津浦铁路以东、淮河以北、运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我们的党组织就曾经在这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过英勇的革命斗争,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四·一二”大屠杀之后,皖东北地区的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是,革命的火种却并没有熄灭,当外敌入侵之后,这里的党组织立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这里燃起了铺天盖地的抗日烽火,创建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而埇桥区,正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同志,为了抗日救亡的革命事业,先后在这片土地上镌刻下深深的足迹。张爱萍、张震等一大批英勇善战的将军,和刘玉柱、刘瑞龙等同志都曾在这里的烽火硝烟中转战南北、浴血奋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那一段将星闪烁、熠熠生辉的革命岁月里,最耀眼的一颗,当数彭雪枫将军了。

  这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

  这是一颗永不陨落的将星!

  彭雪枫的威名,曾经让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强盗闻风丧胆,而在广大的淮北人民心中,他却是胜利和希望的化身!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疯狂践踏淮北大地、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危机关头,是他——彭雪枫将军,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率领着新四军四师的健儿们,出生入死,重创强敌,在皖东北地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将军虽然已经血洒疆场六十多个春秋,可是,一提到他的英名,从满头霜雪的老战士,到年逾古稀老百姓,都会十分自然地重新走进那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年代……

  将军生于乱世灾年。1907年9月,他出生在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他便显露出坚强不屈的性格。由于家境贫寒,经慧眼识人的叔父彭禹廷多方奔走,才使得15岁的彭雪枫得以进入设在北平的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读书。在这里,他如鱼得水,不仅学习文化、军事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了新思想,大大的开阔了视野和胸襟。时隔不久,因为不是直系亲属,他被迫退学,转到汇文中学半工半读,并做起了青年团的工作。这真是因祸得福,在汇文中学,他结识了一批倡导新思想的革命先驱,19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党组织的行列里,立刻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和能量。他领导青年运动,领导学生运动,还参加了南苑暴动。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警宪机关的注意,一次又一次的被列入黑名单,特务们开始光顾他的住处,并对他进行跟踪和追捕。

  革命的低潮时期到来,大革命失败了。彭雪枫根据党的指示,从事秘密工作。在军阀和豪绅的驱逐下,他单枪匹马地来往于北平、天津和烟台之间,满怀信心地开展工作。有一次,他奉命到江苏的丹徒改造一支土匪队伍,几乎被害于匪穴之中。残酷的环境,艰苦的斗争,磨炼了他的钢铁意志,锻炼了他的英雄胆识,他迅速地成长起来。

  1930年7月,在党的委派下,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团大队政委。在攻占长沙城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指挥若定,英勇负伤。部队攻入长沙之后,胜利地清除了市区潜伏的敌人。战斗胜利结束,上级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英勇善战和过人的指挥才能。这一年,他才23岁。在后来开辟和巩固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彭雪枫从一个支队长迅速成长为一位纵队司令员,并荣获一级红星勋章。在长征中,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赞扬。

  1936年11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将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彭雪枫派往山西太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在周恩来副主席和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争取、团结在华北的原西北军将领共同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山西军阀阎锡山进行巧妙的周旋和斗争,为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物资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创建了学兵队,在短短的时间内,为抗日前线输送了500多名干部。

  1938年2月,驻晋办事处撤销。彭雪枫率领一部分同志以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的名义,开赴河南竹沟镇。当时,这里是河南省委驻地,彭雪枫同志兼任省委军事部长和留守处主任。他利用叔父的社会关系,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这一年的9月,他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300多名游击健儿,与吴芝圃同志率领的部队合并,挺进豫东抗日前线。部队在窦楼首战告捷,重创敌骑,打响对敌作战的第一枪。他们继续挥师东进,开辟新区,终于创建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他基于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亲手创建了骑兵团、拂晓剧团和拂晓报,亦文亦武,在两条战线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斗作用,被大家誉为彭雪枫同志的“三件宝”。在那些极为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里,拂晓报始终像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淮北军民的心。一张用劣质纸张油印出来的小报,宣扬着革命的真理,传递着胜利的捷报,鼓舞着士气,凝聚着民心。在坚持洪泽湖中33天反扫荡的日子里,一条木船,载着报社的全部机器和工作人员,出没于芦苇荡中,坚持按期出报。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印刷的报纸,曾经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得了崇高的赞誉。这一张有着光荣传统的报纸,是彭雪枫将军心血的凝聚。将军不仅亲自为报纸题写报名,还经常利用战斗的间隙,于戎马倥偬之中为报纸撰写了大量社论。有时候,地方上的开明士绅会把洪泽湖的螃蟹作为礼物送给将军,而将军却舍不得吃,全部送到报社,为工作人员改善一下生活……拂晓报是将军用碧血染红的一片枫叶,并把她留给了我们。直至今日,中共宿州市委机关报,仍然沿用着“拂晓报”的名字。正是这三件法宝,在军事上重创敌人的同时,有力地制造了革命的舆论,鼓舞了淮北军民的士气,最终取得了抗日斗争的胜利。

  在那一段血火交织的战争年代里,新四军四师的将士们,与埇桥区的人民结下了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时任新四军四师参谋长的张震将军在埇桥区盛圩村的一次历险,感人至深,真切地见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关系。

  1941年,正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强盗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那时候,由彭雪枫师长率领的人民子弟兵,正在淮北平原上与凶残的魔鬼进行着英勇的搏斗。11月18日,张震将军按照彭雪枫师长的指示,秘密来到宿灵县沱河南岸一个叫小秦庄的村子,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当时,宿东地委书记谢邦治,地委委员、四师联络科长李时庄,地委委员、宿灵县委委员姚克,县委副书记张有奇,还有部队干部沈联城、周启邦、姚运良,地方干部陈凤阳、余小仙,以及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王峙宇、董畏民等十多位同志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会上,张震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淮北区党委的指示。他首先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战斗实力的具体情况,指出了我方在反击日、伪、顽敌对势力上的有利条件,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胜利信心。接着,张震同志又讲道: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我们要更广泛地团结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还谈到在地方上要动员广大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加快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会议开得群情振奋,十分热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由于会议内容比较丰富,从白天一直进行到深夜,才告结束。

  会后,张震同志考虑到大家的安全问题,决定率领四师的干部和地方上的干部,在盛圩村宿营。他们从小秦庄出发,于19日凌晨时分赶到盛圩村,并在村西头的一处四合院前敲开了盛维藩、孔秀英家的院门。

  这是一对善良而淳朴的农民,年仅23岁的孔秀英,是一位新婚不久的媳妇,丈夫盛维藩,是一个勤劳而又本分的庄稼人。他们夫妇二人把张震将军带领的同志们迎进院内之后,又忙着为大家点上油灯,并把三间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夫妻二人考虑到天气寒冷,决不能让同志们受冻,在不能用灯火照亮的情况下,从打麦场上抱回了很多麦草,为同志们打了一个既暄腾又暖和的地铺,安置大家舒舒服服地睡下。其实,夫妻二人并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他们只知道这些人是自己的队伍,是为了百姓提着脑袋、日夜在生死线上奔波的亲人。他们对其中一位穿灰军装的“大高个儿”印象深刻,估计是一位“大官儿”,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位“大官儿”就是赫赫有名的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将军。

  这不寻常的一夜,终于平安的过去了。

  天刚放亮,夫妻二人便早早地起床了,他们要为同志们准备早饭。孔秀英悄悄地走向村外,到打麦场上去抱柴禾。刚到村口,她忽然警觉起来,因为透过浓浓的晨雾,好像有汽车沉闷的轰鸣声传了过来。孔秀英冷静地作出判断:我们的部队没有汽车,只有鬼子、伪军才有这种东西。“不好!”孔秀英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鬼子来了!”

  孔秀英转身就跑,一口气跑回家门口,进了门就大声呼喊:“快,快,快起来!鬼子的汽车来了!……”

  这时,同志们还都在熟睡之中,只有一个人在灯下写着什么材料。孔秀英的一声呼喊,使得所有的同志都猛然惊醒。紧接着,一声尖厉的枪声也从村口的哨位上响起,向大家发出紧急的警报。同志们翻身跳离地铺,抓起武器。此刻,张震将军已经镇定自若地站在院中。他在和几位领导同志简短地交谈之后,立即果断地下达命令:全体同志,立即分散突围!警卫连连长石守良同志带领同志们负责阻击敌人,掩护大家突围!

  有灵性的战马此刻已经停止吃草,正抖鬃扬蹄:“咴咴”嘶鸣。它们似乎也感觉到:一场恶战,已近在眼前!

  张震将军拉出战马,率领同志们冲出院门。孔秀英立刻带领大家跑向一条通往村外的窄巷。她对同志们说:“冲出村子以后,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窦庄,再往前走就是北沱河了。冬天河水很浅,过了河就安全了!”

  天色越来越亮。张震将军向孔秀英挥手告别。他说:“嫂子,要不是你及时报信,我们可就全没命了!嫂子,我们不会忘记你,以后还会再见面的!”

  将军告别了孔秀英,飞身上马,率领大家像一阵旋风吹过,立即消失在浓浓的晨雾之中……

  从花庄日伪据点开来的11辆汽车,刚刚在盛圩村外停下,日、伪军就纷纷跳下车来,向村里冲去,敌我双方展开了激战。虽然敌人与我军人数悬殊很大,但是,警卫连的勇士们却一以当十,沉着应战。小小的村落里,到处是爆炸的火光和滚滚的硝烟,村里村外,枪声震耳,杀声连天。由于勇士们的阻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张震同志终于率领同志们突出盛圩村,安全脱险。而担任阻击任务的警卫连的勇士们,包括连长石守良同志在内的18名英雄,以及13名地方干部,却长眠在被英雄们的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上……

  敌人的11辆汽车缩回据点之后,盛圩村的乡亲们含着眼泪,就地掩埋了烈士们的遗体。警卫连长石守良同志的牺牲,使得乡亲们无法确认其它17名英雄的姓名,这是使得乡亲们深感遗憾的事情。在中国革命烽火连天的历程中,象这样连姓名也没有留下的先烈,何止万千!象这样的无名烈士坟墓,又何止盛圩村一处!烈士们像一阵清风走过,但他们的英魂却长留天地之间!他们不仅深深地镌刻在盛圩村的乡村们心中,而且,更深深地镌刻在老将军张震同志的心里。他无法忘怀在炮火硝烟中倒在战场上的战友,无法忘怀那个坐落在淮北平原腹地的盛圩村,更难忘怀那位新婚不久的房东大嫂。老将军为此决定:到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战场上去走一走,看一看。

  1981年7月,张震将军终于了却了自己的这一夙愿。

  银发满头的老将军一到宿州市的埇桥区,就像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倍感亲切。顾不上路途上的劳顿,他就在当地党政领导同志郑英保、郝长顺、王大勤的陪同下,急切地赶到了盛圩村。和老将军一起到来的,除了他的随员,还有将军的儿子。他要让儿子也看一看这片与他血肉相连、生命攸关的热土,结识一下可敬的老区亲人们……

  乡亲们见到这位当年的新四军四师参谋长时,无不感慨万千。经历了漫长的四十个春秋,老将军依然英姿勃勃,不减当年。张震将军虽然身居要职,却一直没有忘记这里的乡亲,这种真挚的深情,尤其让大家激动不已。在当年那种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在那个情势危急的初冬凌晨,将军并不知道那位掩护他和战友们脱险的房东大嫂叫什么名字,幸亏几位年长的乡亲对40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记忆犹新,他们很快就为将军找到了他的房东孔秀英、盛维藩夫妇。真是岁月无情催人老啊!当年那位年仅23岁的新媳妇,如今已是年逾花甲、儿孙满堂的奶奶了。老将军激动地握着孔秀英的手,深情地说:“嫂子,要不是您救了我,张震哪能活到今天!”

  将军与乡亲们围坐在一起,亲切地向大家嘘寒问暖,详细地了解这里的变化,了解生活的情况和生产的发展……将军和乡亲们同时沉浸在亲密的军民鱼水深情和浓浓的乡情之中,一股温馨的暖流,在老将军和乡亲们的心中起伏回荡……

  在地方干部和孔秀英、盛维藩的陪同下,老将军步履缓缓地来到了盛圩村外的18位烈士长眠的地方……

  墓草青青,野花遍地。最东边的一座坟墓,是连长石守良同志的墓冢,17位战士的坟墓,由此向西依次排开。老将军动情地细心察看着烈士们的墓地,他注意到这里的地势比较低洼,七、八月间,正值雨季,烈士们的坟墓全都泡在了积水之中。将军的眼睛湿润了……他肃立墓前凭吊过烈士的英灵之后,对当地干部和乡亲们说:“我们今天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可是,烈士们还在蹲‘水牢’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为他们修建一处革命烈士陵园,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些为了民族利益而英勇献出生命的无名英雄,也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来纪念他们、瞻仰他们。”

  在将军离开盛圩村返回北京的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遵照张震将军的指示,埇桥区芦岭镇党委、镇政府怀着对革命先烈的一腔深情,从各个方面筹集了10万元专款,修建起一座烈士陵园。初建时的陵园规模不大,到了1985年,又对陵园进行了一次扩建,总占地面积达到了28亩,大约18600平方公尺。陵园之内,遍植松柏和各种花草。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之下,一座高高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也耸立起来。张震将军欣然命笔的九个金色大字,镌刻在纪念碑的正面,纪念碑的背面,镌刻着“抗日勇士盛圩殉难纪实”的碑文,详细地记述了这一场战斗的始末。纪念碑的后面,就是18位烈士的墓地和石刻墓碑了。松柏森森,护卫着18位烈士的忠魂在这里安息。在陵园的东门处,建有四间平房,既是接待室,也是盛维藩和孔秀英夫妇二人的住处。对于为革命事业立过功劳的人,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他们的。由于这两位老夫妇对人民子弟兵的一往情深,芦岭镇党委作出决定,特意安排他们二人守护烈士陵园,让他们陪伴着18位抗日英雄的忠魂,安度晚年。

  1999年5月15日,盛圩村的乡亲们又一次迎来了张震将军。这一次,与老将军同行的是他的夫人和子女。

  当宿州市和埇桥区的主要领导同志陪同张震将军来到烈士陵园时,将军欣喜地发现,经过十几年来的修建、扩建和精心管理,盛圩烈士陵园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曾经让老将军伤感的墓地积水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乡亲们沿着陵园四周开挖了一条小河,用挖出的泥土加高了墓地的地面。老将军还了解到:这里,已经被确定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了方便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这里凭吊烈士们的英灵,在陵园的门外,还新修了一条宽阔的马路。陵园之内,松柏森森,日日夜夜抚慰着烈士们的英灵在这里安息……

  张震将军和他的夫人、子女在陵园内缓缓而行。在五月的阳光下,他们肃穆地站在烈士墓前,眼中闪烁着深情的泪光,向英雄们深深地鞠躬,以表达对烈士们的怀念与敬意。老将军还向陪同他们的地方领导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得烈士们的英灵得以安息。

  老将军在与大家话别的时候,向烈士陵园捐赠了4000元钱,以表达他和家人们的一片心意。芦岭镇党委、政府和乡亲深受感动,在松柏掩映的烈士纪念碑前,立起了一块石碑,碑文是:公元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原国家军委副主席张震同志携夫人及子女亲临盛圩烈士陵园,拜谒烈士陵墓,并捐款4000元整。刻碑铭记,以谢其意。

  哦,绿野上,那座巍峨的丰碑!她不仅记载着18位革命先烈的英雄壮举,也凝结着彭雪枫将军领导下的新四军四师将士与埇桥区人民的一段军民鱼水深情……

  皖南事变之后,彭雪枫同志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政委。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他带领的四师全体将士,纵横驰骋,东征西杀,取得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的胜利,在战略上完成了防御西来之敌和阻止东进苏北或北上山东之敌的重要任务。在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四师进入了苏皖根据地。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他参加指挥了陈道口战役,直接指挥粉碎了日伪对根据地33天的进攻。敌人的这一次扫荡,从1942年的11月开始,近7000名敌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淮北根据地凶狠地扑来。彭雪枫同志沉着应战,历尽艰辛,终于取得了反扫荡的最后胜利,击毙、击伤敌人六、七百人,俘敌三百余人,缴获武器三百余支。

  1943年3月,山子头自卫战打响,将军亲临前线指挥。这一仗,活捉了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击毙了反共的顽固分子王光夏。这一年的8月间,彭雪枫同志在泗县以南的大柳巷参加会议。连日暴雨,淮水猛涨,千里长堤,岌岌可危。将军率领群众抬士筑堤,奋勇抢险,他跳进激流,用身体堵住缺口,保障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人民感戴他的爱民之心,把这一段淮河大堤命名为“雪枫堤”。

  1944年,抗日战争到了最后关头。日寇已经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以十倍的疯狂向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不断强大的我军力量,在战斗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大规模的春季攻势中,我军拔除了一批日伪据点,除歼灭一部分日军外,还歼灭伪军5000余人,为进军路西、收复失地开辟了道路。8月,为挽救中原危局,收复豫皖苏边区,新四军四师在大王庄举行了西征誓师大会。会后,彭雪枫师长亲率大军,英勇西进。部队从宿县(埇桥区的前身)的桃山、曹村之间越过津浦铁路之后,在萧县以南的小朱庄打了西征的第一仗,消灭了顽军王传授部1000余人,匪首王传授在激烈的战斗中夺路逃命,但最终还是死在四师战士的刀下。

  首战告捷,大获全胜,部队势如破竹,一路西进,于9月10日展开了攻打河南夏邑县八里庄的战斗。战斗由将军亲自部署,决定9旅25团担任主攻,32团打援,骑兵团作预备队。八里庄是土、伪、顽三位一体的李光明的盘踞地。当晚10时,部队开始行动。战斗进展十分顺利,在轻重火力的掩护下,战士们越过又宽又深的壕沟,突进八里庄内。大部分敌人在睡意朦胧中当了俘虏,李光明的司令部和他的两个大队的兵力被压迫得龟缩进了西南小寨,但仍困兽犹斗,负隅顽抗。

  11日的拂晓到来了。朝阳从大平原的地平线上升起,漫天彩霞,如同欢庆胜利的漫天礼花,迎接着即将凯旋的勇士。彭雪枫师长按照他一惯的习惯,将指挥所移到了更加接近前沿阵地的八里庄天主教堂里。高度紧张的战斗指挥,已经使得将军十分疲惫,他知道战斗已近尾声,便倒在地上,和衣而眠。刚刚睡下,却又被警卫员叫醒,说是敌人开始突围。将军一听,立即拔出左轮手枪,同参谋长张震同志一齐来到八里庄南边的寨墙上。他看清了敌人突围的方向,立即命令25团追击,同时,又命令骑兵团对溃逃的敌人进行截击。

  彭雪枫师长站在高高的寨墙上,聚精会神地观察他心爱的骑兵团追杀敌人的战斗场面,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警卫员把他从高处拉下来,让他到寨墙上的散兵坑中指挥战斗。将军手持望远镜,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了。

  枪声逐渐平息,烟尘悠悠散去,战斗已近尾声。在将军的望远镜中,一批一批的俘虏在战士们的押解下象浊流一样朝师指挥所涌了过来。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罪恶的冷枪。将军如同一棵参天红枫,轰然倒下。张震参谋长急忙跑了过去,将他抱在怀中,将军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看了张震同志最后一眼,目光渐渐暗淡了……

  一颗璀璨的将星,就这样在拂晓时分过早的陨落在他刚刚收复的祖国大地上……

  将军牺牲之后,中共中央为悼念彭雪枫同志而撰写的挽联,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都为彭雪枫同志写了挽词。陈毅同志在《哭彭雪枫同志》的诗篇中写道:“我党匡天下,得君亦俊才,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1945年2月,党中央在延安、淮北军民在大王庄同时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拂晓剧团的同志们满怀一腔深情、两眼热泪,用心灵唱出了张爱萍同志写的挽歌。挽歌不仅高度概括了彭雪枫同志光辉的战斗历程,也表达了淮北军民继承将军遗愿、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二十年来,为了人民,为了党,

  你留下的功绩辉煌。

  首战长沙城,八角亭光荣负伤,

  乐安事变,荣获红星章。

  雪山草地,百炼成钢。

  在豫东,燃烧抗日烽火,

  在淮北,粉碎敌寇扫荡。

  对党坚贞,为民赴汤,

  英勇善战,机智顽强,

  是我们的榜样。

  雪枫同志,你把最后一滴血,

  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

  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

  我们一定为你报仇,完成你的事业,

  争取全中国的解放!

  ……

  ……将军牺牲六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来到以将军的英名命名的宿州市雪枫公园,肃立于将军的汉白玉雕象之前,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仰望将军高大伟岸的身躯,在蓝天白云的烘托下,愈加显得高风亮节,英姿勃勃。他左手自然地背在身后,右手的姆指轻轻地扣在腰间的皮带上,双眼深沉地凝视远方,昂然屹立在他刚刚收复的土地上……这分明是将军在牺牲之前,站在八里庄寨墙上,观看将士们将俘虏押下战场时的形象再现!将军没有走,他仍然和我们在一起!

  遥望苍穹,那里有一颗永不陨落的将星!

 

淮海大捷

 

碾庄之战——第一阶段

  彭雪枫将军牺牲一年以后,日本强盗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日寇投降以后,又过了两年,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在宿县(埇桥区的前身)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开始了轰鸣!这是宣告严冬将尽的滚滚春雷,这是为共和国的诞生而鸣响的奠基礼炮!

  继辽沈战役之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再加上地方武装力量,共60万人,开始了对国民党军队新一轮的沉重打击!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淮海战役!

  战役是按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进行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毛主席光辉的军事思想和智慧。

  战场的范围是空前辽阔的。它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达商丘,北起临城(今山东薛城),南至淮河。

  战役的规模也是空前的。

  1948年11月,面临士崩瓦解的国民党政权,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惊恐万状,垂死挣扎,一心妄想挽回败局。他们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作出决定:将素有“福将”之称的刘峙、杜聿明集团蜷缩于徐州地区,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撤过淮河,扼守长江。国民党军队见大势已去,士气低落,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实际上,他们的数十万人马,已经被悬在了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相交的十字架上。

  早在9月间,粟裕将军就曾经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主力由鲁西南进军苏北,组织淮海战役,目的是歼灭徐州守敌的右翼力量。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接受了他那远见卓识的战略性建议。到了11月,中央军委又根据战局的迅速发展,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把“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作为战役的总方针。中央军委指出:“此战胜利,不仅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多么伟大的战略意义!

  战役共分三个阶段。11月6日,战幕拉开。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的黄伯韬兵团正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铁路线上。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解放军决定以一半以上的兵力,阻断和打击前来救援黄兵团的敌军,使得分散的敌人不能靠拢,被围之敌无法漏网。战役开始后,黄伯韬的第七兵团驻守在陇海铁路东段的运河与海州之间的地区。在得知我华东野战军挥师南下的消息后,黄兵团立即陷入极大的恐惧,星夜西逃,急于向徐州靠拢,以免遭到覆灭的命运。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突然在徐州外围的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我华东野战军立即穿插他们的防区,腰斩陇海铁道,迅速切断了黄伯韬兵团向徐州靠拢的退路。我军主力从海州、运河之间不失时机地迅速赶上,将敌军主力四个军压缩在不到十公里的碾庄车站及其北侧的地区之内。敌军得不到增援,只能困守待援。

  蒋介石和刘峙看到他们的四个军陷入解放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深知形势危机,立即派出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六个军十五个师由徐州向东火速增援黄兵团。我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立即布阵阻击,使得敌人的两个兵团缓慢爬行,用了整整十一天的时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仅仅走了三十多华里。在距离碾庄还有四十华里的地方,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兵团司令官黄伯韬也在解放大军攻击碾庄的激战中仓惶逃至铁路以南的一条干涸的河沟之内,被我军击毙。这一天,是11月22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第一阶段,仅仅用了十七天的时间,我军就使国民党正规军损失了十八个整师(连同非正规军共二十一个整师计十七万八千多人)。并给予邱清泉、孙元良诸兵团以沉重的打击,完全切断了徐州、蚌埠两地敌军的联系,解放了徐州周边地区的重要城镇和车站,包括安徽省境内的宿县、萧县、砀山、黄口以及豫东、苏北和鲁西南等地的城镇,使徐州之敌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把山东、苏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略决策——解放宿城

  就在淮海战役激烈进行的第一阶段,由于南线的决战阶段已经成熟,所以,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总前委,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统一领导和指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第一阶段的战幕拉开之后的第三天——11月8日,华东野战军东江纵队攻克砀山县城;11月13日,萧县全境解放。为了切断津浦铁路上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截断敌人南逃北援的道路,中原野战军陈锡联的三纵和华东野战军的部分兵力,立即开始了急行军,向着具有战略意义的宿城(今埇桥区所在地)进发,并将这个古老的小城团团包围。其时,在此驻守的敌军为国民党25军148师,另外,还有交警总队的部分兵力,总计约一万三千余人,由敌军少将护路副司令兼城防司令张绩武统一指挥。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敌军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外围工事,还有又宽又深的壕沟。再加上砖石结构的高大城墙和现代化的美式装备,敌军狂妄地认为,宿城是一座难以攻克的城池,因此,他们决定在这里拼命固守,顽抗到底。

  根据我军制定的作战方案,战斗分为夺关与攻城两步进行。11月14日晚,夺关战斗首先从东西两翼展开。我军9旅25团3营首先向西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敌军的一部分非正规军,其余的敌人仓惶逃窜,躲进了城内。我军占领西关之后,不甘心失败的敌军,又组织起300余人的乌合之众,在两辆战车的掩护下进行了疯狂的反扑,妄图夺回失地。我军战士英勇反击,用手榴弹将两辆敌军装甲车炸毁,歼灭了100余名敌兵,其余的敌人再次向城里逃命。敌人为了防止我军尾追入城,未等逃敌完全入城,便匆忙关闭城门。逃敌无法入城,便沿着城墙折向南关,被早已严阵以待的我军26团全部歼灭。

  15日下午5时30分,攻城的命令下达了!我军以强大的炮火,以绝对的压倒优势掩护某部八连胜利完成了城河上的架桥任务。紧接着,爆破的工兵迅速清除了桥头的障碍,架梯组也不失时机的冲向城墙。此刻,敌人集中了所有的武器,组成了交叉火力网,子弹像暴雨一样扫向木桥。炮弹爆炸的火光和燃烧弹冒出的浓烟,把桥头上、城墙下变成了一片火海。勇士们冲过木桥,跃过铁丝网,向前猛攻。排长倒下了,副排长顶了上去;副排长倒下了,班长又顶了上去……在这一片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的开阔地上,接连倒下了十几名勇士!投弹突击班的新同志周玉明提了一筐手榴弹,冲在最前面。他受伤倒地之后,还咬紧牙关向敌人一连扔出去18颗手榴弹。就在这最紧急的关头,连长高玉岐率领十多名战士终于猛扑上城墙的缺口,与拼命反扑的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连长向战士们高声呼喊:“同志们,死也要死在城上,不能死在城下!我们要与敌人决一死战!”他一边鼓励着战士,一边提着机枪向城上攻去。勇士们终于登上了城头,司号员李式琴随着突击队刚刚登上城头,就吹响了嘹亮的军号。以高玉岐为首的十四名勇士,数次打退敌人的反扑,手榴弹打光了,就捡拾敌人的手榴弹“回敬”敌人,终于巩固了突破口。这时,后续部队像潮水一样涌到了城下,又从突破口涌进城内……惨烈的西关争夺战,终于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

  与此同时,东关的攻击战也十分激烈。担任攻关战斗任务的7旅某部,斗志高昂,战斗刚刚开始,便迅速占领东关外围的“小东京”。这里,本来是一处日军修建的兵营,一座座坚固的洋房,成了守敌负隅顽抗的掩体。我军则采取四面开花、迂回包抄、分割合围的战术,将敌人大部击毙,并俘获大批俘虏。正当战斗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从敌军兵营中冲出五、六辆装甲车,气势汹汹地向我军阵地冲来。我军机炮连立即用重机枪封锁,只打得兵营铁门变得像蜂窝一样。敌人的战车有的趴了窝,没趴窝的掉头缩进兵营。我军战士们乘胜追击,冲进东关大街,冒着敌军装甲车在一座小桥上向我军的猛烈扫射,继续向前推进。这时,敌人暗堡里的机枪也扫射起来,在这危机的关头,爆破手们出动了。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力涉过小河,爬近敌人的暗堡。随着山崩地裂的一声声巨响,敌人们暗堡一个个的被掀翻了,勇士们趁机跃进,发挥近战的威力,打得敌人狼狈溃逃,装甲车也转身逃窜。我军步步进逼,向宿县火车站靠近。为了抢占有利地形,我军夺取了一所洋房作为制高点。守敌则以车厢作为掩护,用机枪和小炮压迫我军的火力,妄图夺回这座洋房。而我军用手榴弹回答了敌人,重新把他们打回到车站以内。我军趁敌人混乱之机,兵分两路,猛扑过去,歼灭了残敌,完全占领了火车站。然后,又迅速扩大战果,直逼城下。

  面对兵临城下的局面,敌军守将张绩武虽然明知大势已去,但仍孤注一掷、负隅顽抗。为了加强防卫,每个城垛都派出两名士兵把守,并设立三道防线,分别配备六0炮、八二炮和榴弹炮,同时,还用燃烧弹将护城河上的木桥全部烧毁,仅留小东门的一座石桥作为退路。

  11月15日下午的攻城战斗打响之后,我军的30门大炮一齐开火,将小东门内外打得硝烟弥漫,火光冲天。英雄的工兵勇士们四次爆破,将城墙轰塌了一个一丈多宽的缺口。九班长黄炳志看准了战机,率领着九班的战士们跃出工事,直扑缺口。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五位英雄倒下了,可是,班长却带着四名战士冲上了城墙。紧接着,排长杨瑞保也率领七班战士跟了上来,用手榴弹炸死了城上的守敌。紧随其后的大部队,如滚滚浪潮,涌进城里……四十分钟,神速地解决了战斗!

  东门既破,我军长驱直入,向敌军的指挥所福音堂推进,并在城中心的大隅口与攻进城内的兄弟部队胜利会师。班长李正堂带领着战士们刚刚解决了一个院落中的敌人,又遇到了另一个院落中敌人的猛烈反扑。勇士们毫不留情地用手榴弹将敌人逼了回去。这时,一个军官提着枪从院门冲了出来。战士郝占鳌眼明手快,一把将他的武器夺了过来,用枪口逼住他说:“不准动!动就打死你!”这时,院中的敌人纷纷举手投降。一百五十多人乖乖地把枪交了以后,那个军官模样的家伙老是絮絮叨叨地询问孟连长:“你们对俘虏的军官杀不杀?”原来,他就是敌军少将护路副司令兼城防司令张绩武。按他的打算,是想率领两个中队从福音堂指挥部逃出后向南门突围,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刚刚出门,就成了解放军手下的俘虏……

  拂晓时分,全城战斗结束,宿州古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刚刚解放了宿城的各路大军,又兵不解甲、马不下鞍,立即投入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去了。

双堆之战——第二阶段

  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是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黄维兵团约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其中的第十八军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之一。

  宿城解放之后,徐州的守敌立即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蒋介石深知形势的危机,急令原属武汉方面白崇禧指挥的黄维兵团星夜开拔东调,尽速投入徐州战场并收复宿县(今埇桥区),以解徐州之围。黄维接令后,立即率领他的四个军及一个快速纵队,从河南确山出发,日夜兼程,直扑宿县。敌军先后渡过汝、颖、淝、涡四条河流,到达浍河沿岸,他们的先头部队,于11月19日渡过了浍河。黄维骄傲地向他的部下宣布:当日晚上在宿县城里吃饭安营!

  就在这位国民党陆军中将想入非非、得意忘形的时候,他那里知道,我中原野战军所属的一、二、三、四、六、九等纵队和独立旅,在华东野战军的配合下,已经神速地布下天罗地网,将他的12万人马包围在东西不到20里、南北不到15里、以双堆集(当时为宿县所辖)为中心的狭长地带。在我军陈赓将军率领的将士们阻击下,黄维兵团实际上已经成为前进不能、后退不得的瓮中之鳖。

  当时,中野的指挥部,就设在临涣集(原属宿县)的文昌宫内,后又迁至临涣东南方向十多里处的小李庄。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首长在这里指挥了歼灭黄维兵团的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

  11月26日,解放大军开始了主动出击。将士们首先向浍河北岸的敌军前沿阵地发起进攻,智取陈家渡口后,迫使敌人放弃了河北岸的阵地,退回了南岸。凶恶的敌人为了阻止我军的追击,在撤退时将浍河大桥炸掉。然而,这样的伎俩岂能阻止我军的前进步伐?当天晚上,我军的工兵勇士们在敌人的炮火下强行架桥,抢渡浍河,攻占了敌军的前沿阵地刘庄、王庄、李寨、潘楼等地,一举突破敌人的浍河防线。

  疯狂的敌人不甘失败,他们在19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军发起反扑。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我军勇往直前,先后攻占了敌军在大、小白庄的山炮阵地。敌人为了夺回失去的阵地,用坦克车开路,用喷火器前导,一次又一次地反扑,但却仍然无法使解放军后退半步。11月27日,驻扎在双堆集之南的国民党八十五军一一0师,在师长廖运周的率领下举行战地起义,致使敌人盘据的双堆集受到了严重威胁。

  自从敌军主力到达宿县的南坪集之后,在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下一直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虽然不断在飞机轰炸、坦克开路和大炮轰击下妄图突围,但统统以惨败而告终。困兽犹斗,12月1日凌晨,黄维兵团又以十八兵团——八师为主力,在一百多门大炮的掩护下,企图从墩庄一线突围,结果又遭惨败。解放军的阵地上,每分钟遭到10余发炮弹的轰击,但阵地始终固若金汤,巍然屹立,而敌人的阵地却越来越小。

  在这种犬牙交错的形势下,我军驻守在大杨庄的阵地,形成了一把利剑,深深地插进敌军在马圩子、三官庙和大王庄三个据点中间,我军的战壕,已直逼敌军前沿阵地。兵团司令黄维无计可施,坐卧不宁。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他再一次派遣主力部队十八军十一师的两个团向北突围,妄图冲出包围圈。在我军强大的阻击下,敌人的希望再次成为泡影,碰得头破血流的黄维,再也不敢突围了。一次又一次的突围惨遭失败后,他只得凭借双堆集的两个土堆为制高点,固守待援。然而,这只是黄维的一场春梦而已。其时,蒋介石已命令从蚌埠出发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星夜南撤蚌埠,以期据守淮河阻止我军南下;同时,他还命令徐州守敌放弃徐州,倾巢南窜,而杜聿明率兵向南猛攻了七天,仍被我军阻滞不前,无法对黄维进行援助。

  黄维兵团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之中。

  12月6日,解放军开始了对黄维兵团的全线出击。首先,攻占了双堆集以北的李圩子和以东的小杨庄两个据点,同时攻占了双堆集的东南屏障李土楼,接着又攻占了双堆集以西的宋庄、周庄等据点。8日下午,地处双堆集东北的张圩子也被我军攻占,这里距离号称蒋军十大主力团之一的十八军七十五师的青年团近在咫尺,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这个所谓“顽强”的主力团立刻土崩瓦解、全军覆没。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我军先后攻占了双堆集以北的沈庄和以西的周庄,黄维兵团的指挥机关立刻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12月9日,我军开始对黄维兵团盘踞的最后据点大王庄发起进攻。敌人拼死固守,以火焰喷射器封锁我军进攻的道路,双方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阵地的右翼,是中原野战军的勇士,左翼是华东野战军的英雄,在两支劲旅的夹击下,迅速地歼灭了敌十八军——师号称“英雄团”的三十三团。大王庄争夺战,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战场上最激烈最艰苦的战斗之一。

  12月10日,驻扎在双堆集以北的后周庄、小王庄的国民党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率领残部约3290余人向解放军投诚,这样就使得黄维兵团的军心更加动摇,从士兵到军官见大势已去,都无心再战。第二天,解放军一举攻下双堆集东北的杨圩子。这里是敌军十四军的军部,军长熊绶春也被我军击毙。紧接着,我军又攻克了双堆正北的马圩子,敌人垂死挣扎,丧心病狂地施放毒气,但是,毒气弹也挽救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我军步步进逼,四路合围,从12日到15日,先后攻占了大、小马庄、金庄、吴庄等敌兵团部和十八军军部所在地。此时,敌人已经溃不成军,作鸟兽散。

  15日黄昏时分,解放军某部特务营教导员范天仆接到了上级指挥机关打来的电话:敌人开始溃逃,迅速出动去捉俘虏,一定要抓住黄维!范天仆放下电话,率领五名通讯员立即出发,分别向南坪集东南四、五里远的周庄一带搜索前进。正行进间,他们发现朦胧的夜色中有一个人影平伸双手、屁股朝天趴在地上。他们最初以为那是一只野狗,向着黑影喊了一声,黑影应声抬起戴着钢盔的头来。战士们端着枪跑上前去。那个人马上举起双手站了起来。战士们厉声问道:“干什么的?”那个家伙回答说是“十四军部上尉司书”。他们觉得这人十分可疑,便把它押回了俘虏收容所。

  到了收容所,大家才看清这个“上尉司书”身上穿着黄绿色细布军装,沉重的钢盔低低地压在眉毛上。有人揭掉他头上的钢盔,看到了他那张惨白的脸庞,短短的胡须,右边的脸颊上长着一颗黑痣。所有这一切,都和政治部通知中黄维的特征相符。收容所的同志把登记簿拿过来要他登记,他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颤抖着写下这样一行字:方正馨,江西弋阳人,十四军军部上尉司书。在接下来的审问中,他时而吞吞吐吐,时而神色慌乱,而且前后矛盾、破绽百出。当摄影员给他拍照时,他的脸色更加苍白,连面部的肌肉都在颤抖。这时,一位曾给黄维当过马夫的新解放战士李永志指认出了他:“这就是黄维。”然而他仍不承认,反而向收容所的工作人员问道:“你们说我是谁吧!”收容所的同志厉声呵斥他说:“你是谁,你自己还不知道?装什么胡涂?”这个俘虏沉默了片刻,阴沉着脸终于吐出一句话:“我就是黄维。”然后,拿起笔在登记簿上重新写下了这样一行字:黄维,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陆军中将,四十一岁,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

  至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十八日,中共中央给总前委和中野、华野的全体将士发来贺电。贺电说:……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七日,你们解放了战略要地徐州,全部歼灭了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的黄维匪部第十二兵团四个军十个师及一个快速纵队,生俘该兵团司令黄维、吴绍周,争取了黄维兵团廖运周部起义,包围了由徐州向永城方向逃窜的杜聿明匪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并歼灭该兵团三之分一以上,给予从蚌埠向北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诸兵团以严重打击,使其向淮河以南回窜,从而促使杜聿明匪帮完全孤立于永城东北地区,弹尽粮绝,坐以待毙,同时又解放了淮阴、淮安,攻克灵璧,使淮河以北全境除杜聿明匪部所据永城东北地区之小块据点以外,均获解放,对于今后作战极为有利。……

最后决战——第三阶段

  12月16日至1949年的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的决战阶段。这一阶段的作战目标,是要歼灭杜聿明所率领的30万军队。

  在第三阶段的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五位成员在宿州的萧县蔡洼村李春华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里是华东野战军的指挥部。而那时中原野战军的指挥部设在濉溪县(原属宿县)的小李庄。12月17日,邓小平、刘伯承和陈毅三位首长,驱车百余里,来到蔡洼村,与华野的粟裕将军和谭震林将军欢聚一堂。这也是总前委成立以来五位首长的首次团聚。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主持的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主题已经不再是淮海战役,而是下一步的渡江战役和部队的整编方案,至于淮海战役,已经是稳操胜券、胜利在握了。会议休息的时候,陈毅同志提议五位首长合影留念。于是,在这一所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中,拍下了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照片。瞬间定格的历史,成了中国革命史册上一件极为珍贵的革命文物。

  会议之后,刘伯承、陈毅两位首长去河北省西柏坡参加中央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开始,是与第二阶段的尾声交织在一起的。11月30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率国民党30万人马弃城西逃,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安徽萧县、河南永城边界的李石林、青龙集、陈官庄一带。一个星期后的12月6日,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被我华野大军八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歼灭于萧县和永城之间的黄瓦房、张老窝地区。其中,侥幸突出去的一部分人马,沿途被我地方武装大部歼俘,其先头部队逃到亳州以南时,也被我军的骑兵团追截全歼,仅孙元良一人只身逃命。杜聿明集团陷入重重包围,已成瓮中之鳖。而且又弹尽粮绝,军心大乱,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绝望境地。杜聿明频频致电蒋介石,哀叫“四面皆敌”,“请求空军积极助战并空投粮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然下令杜聿明全力南进与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会合。虽然两地相距只有百余华里,两位难兄难弟也只能遥遥相望、声声哀叹了。

  在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包围后七、八天的时间里,敌军主力在坦克的配合下,每天向我军阵地的反扑都有三、四次之多。在此期间,敌人没有得到一寸土地,却丧失了四个团的兵力,其中被我军生俘6600多人,盘踞的阵地几乎缩小了一半。

  12月22日,毛主席电示总前委: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应休息到一月五日左右开始进攻,较为适宜。

  毛主席作出这一指示,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其时,华北战场上的平津战役已经开始,傅作义所率领的60多万军队,为东北野战军已解放全东北的胜利所震惊,急忙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逃或西窜绥远。鉴于这种战况,蒋介石打算将华北的军队“万不得已时撤回江南”,派船接运。在这种情况下,我淮海战场与华北战场上的兄弟部队采取“围而不攻”和“隔而不围”的战术,互相呼应,推迟攻击。这样的“缓兵之计”,意义重大。这就给敌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使蒋介石暂不海运华北诸敌南下,这样,我军就能够达到大量各个歼敌的目的。又因为当时正是严冬时节,我军对敌“围而不攻”,一方面可以对敌人造成更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我军则可以养精蓄锐,进行休整。

  “围而不攻”的日子里,敌军无以为食,就大量宰杀骡马。骡马杀尽,就在风雪中去田野里挖掘老百姓的麦苗充饥。蒋介石派来飞机空投食品,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饿疯了的蒋军士兵,往往为了一袋活命的食品,动用武器自相残杀,制造了包围圈中的“第二战场”。甚至有不少敌机空投的食品,随风飘落到我军阵地上。所以,我军指战员们戏谑地把蒋介石称为“运输大队长”。

  就在这个愈来愈狭小的包围圈中,十多里的范围之内,拥挤着蒋介石的20多万人马。为了活命,敌人会用手枪、金首饰去换取一块大饼,在这里的“黑市场”上,一支香烟卖到一块银元。囤积居奇的军官们,借机大发横财。在这里,五花八门的地摊摆得遍地都是,朝不保夕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们进进出出,热闹非凡。

  而在此期间,我军的阵地上却与敌军阵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部队一方面休整,一方面向敌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朝向敌人阵地的广播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毛主席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战地文工团的演员们,把精采的文娱节目送到了前沿阵地;慰劳子弟兵的乡亲们,把杀好的猪羊送到了勇士们的驻地……临近1949年新年的时候,我军的阵地上甚至扎起了五彩缤纷的迎春彩门!更有趣的是:在这种两军对峙的战场上,居然会有成班成排的蒋军士兵,在我军的召唤下,偷偷地跑到我军的阵地上,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热腾腾的白米饭或肉包子,然后再偷偷潜回自己的阵地……我军的政治攻势,彻底瓦解了敌人的军心。这些来过我军阵地“作客”的士兵,回去之后又会带来更多的“客人”。而这些士兵,在后来的总攻阶段被督战队逼着向我军冲锋的时候,几乎全部是朝天开枪的。还有不可计数的蒋军士兵,纷纷向我军投诚,有时候,三天之内就有近200人投向我军。

  “围而不攻”的阶段终于结束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的战略任务完成了。于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十五时三十分,对杜聿明集团发动最后总攻的时刻到了!

  万炮齐鸣,地动山摇,硝烟滚滚,火光冲天……包围圈中,成了一片火海。半小时的火炮轰击之后,十六时,华野勇士们开始出击!突击部队象锋利的尖刀,猛插敌军的纵深,迅速逼近敌人的心脏。到一月八日,我军已消灭敌军14个团的兵力。杜聿明指挥部所在的陈官庄机场,也被我军的火力控制了。

  九日,战斗进入最激烈的阶段。敌人在二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企图夺路向西突围,结果被我军击退。从这一天的上午起,敌人开始施放毒气。我军将士继续猛打猛冲。下午,插入敌人中心阵地,敌军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入夜时分,十纵二营象猛虎一样直扑杜聿明的指挥中心——陈官庄。彻夜激战,火光映红了茫茫苍穹。凌晨时分,各路纵队都把胜利会师的电话打到了指挥部,敌人已基本歼灭,我军已开始打扫战场。

  东方发白,晨星渐隐。我军各纵队清扫敌军残余据点的枪炮声仍响成一片。陈官庄周围的田野里,敌人象无头苍蝇在到处乱窜。被击毁的野炮和汽车黑烟升腾,正在燃烧,我军的勇士们在残敌中来往分割,将敌人分成小股后全部缴械,分批带下战场。

  十日下午,少数负隅顽抗的敌人退守到陈官庄以西的刘集,仍在作最后的挣扎。14点30分,我军猛烈炮轰敌人最后一个据点,仅用半个小时,即彻底消灭残敌。至此,杜聿明的包括王牌新五军在内的“南下兵团”,全部覆灭。

  战斗结束后,我军开始清查杜聿明、邱清泉和李弥等人的下落。四纵打来电话报告指挥部,说是杜聿明被十一师卫生队俘获。原来,十日清晨,陈官庄和刘集的战斗还在进行,十几个手持武器的蒋军士兵慌慌张张跑向刘集以南的张老庄,但没敢进去。后来,在庄头遇到一位老乡,他们向老乡打听庄上有没有驻扎队伍。老乡如实相告:“周围几十里,都住着解放军。”有人送给老乡一只金戒指,要他不要告诉解放军。老乡觉得这一群人有些奇怪,立刻警惕起来,连忙赶回村里向四纵十一师卫生队作了报告。卫生队的同志们虽然只有一支枪,仍然勇敢的在队长的带领下赶到现场,将这十几名残兵俘获,并将他们转送到师政治部。

  师政治部陈茂辉主任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一人是蒋军高级将领,问他的职务和姓名,回答是“十三兵员的军需,名叫高文明。”陈主任要他把兵团各位处长的名字写出来,他却从衣袋里摸出一支派克笔,一个人的名字也写不出来。在他掏笔的时候,陈主任发现他手腕上戴着一块高级游泳表,更进一步猜测出他的身份,就对他说:“你到底是什么人?还是赶快说出来的好。你隐瞒不了的!黄维、吴绍周不是都查出来了吗?”这个俘虏忙问:“黄维现在在哪里?”陈主任回答他:“你们不久就会见面。”接着,这个“高文明”又问陈主任是不是陈毅?是不是纵队司令?最后仍心存侥幸,说自己是军需。

  “高文明”被看押在一间磨房里,吃过饭后,掏出一个精巧的打火机,抽了一支烟。他乘哨兵不备,拾起一块砖头,敲破了头皮,把血涂了一脸,躺在了地上。在卫生员为他包扎时,政治部主任拿出敌工部送来的一张杜聿明的照片与他比较,除了与照片上的杜聿明少了一簇小胡子之外,完全一样。当晚,从被俘的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副官口供中证实:这个“高文明”,正是国民党徐州“剿部”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经过再一次的严厉审问,“高文明”终于低下头来:“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呢?……”

  至此,伟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邱清泉,这个希特勒的疯狂崇拜者,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第二兵团司令,背着一支美造冲锋枪逃走。在逃到陈官庄西北、萧县西南的张庙堂附近时,被我军九纵勇士们击毙。

  李弥,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只身逃出包围圈后,在砀山县一个农村隐藏了数日,后潜至徐州,经济南、青岛乘海轮逃往浙江奉化。

  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过这一战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解放大军挥师南下,一直压到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解放大军面前。渡江战役已为时不远,蒋家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即将结束,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淮海战役的硝烟飘散了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漫步在巍峨的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下,望着那一排又一排的烈士名录,人人都会心潮翻滚、热血沸腾。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为了新中国的建立,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化作了共和国的基石。五十多年前在李春华家的农家小院中拍摄的那一张宝贵的照片,也已经由平面的影象变成了立体的雕塑,生动地再现了五位总前委首长的音容笑貌,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小平同志那浓重的巴蜀乡音,而陈毅同志那感染力极强的爽朗笑声,似乎又在我们耳边回荡起来……纪念馆内,那陈列的一件又一件革命文物,正无声地向我们诉说着那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诉说着那个多雪的冬天,诉说着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热烈场面……今天,战争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我们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城镇,是绿树掩映的村庄,是金涛澎湃的麦海和百里煤海上飞转的天轮……而所有这一切,不正是当年的烈士们苦苦追求的吗?

  如今,从徐州到蔡洼,从蔡洼到临涣,再从临涣到小李庄,一条红色的经典旅游专线已经建立起来,一个又一个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先烈们正用他们高洁的灵魂,向千千万万个后来者,讲述着那个昨天的故事……

 

 

 

第三篇 耀眼的星辰

闵子故里话圣贤

 

闵子故里话圣贤

 

  闵子骞孝贤天下,子贡山见证古盟。孝道文化、和睦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华。儒家文化在埇桥发扬光大的同时,也和道家文化在这里交融与碰撞……

  在小山口遗址和古台寺遗址附近,过落霞河五孔石桥,紧傍206国道,有一个古老的集镇叫闵贤。闵贤北数里有一座小山,名叫骞山,而骞山脚下就是闵祠村,这里就是闵子骞的故里。说白了,这里的乡、乡里的山、山下的村,村头的祠,都是以闵子命名的。正所谓人杰地灵呵!

  闵子生于公元前536年,卒于公元前487年,名损,字子骞。他是孔子弟子,名列七十二贤之首,德与颜渊齐名,被称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之一。

  闵子是春秋时鲁国人,其先祖是鲁国的第四代国君鲁闵公,其父闵世恭为八世祖。按着周朝制度,八世祖“别于公族”,也就是不在享受国家俸禄,而降为普通老百姓了。在家庭失去鲁公族依托的情况下,闵子的父亲闵世恭开馆,以启蒙教书为生,后逢鲁国“三桓弄权”,国政日非,遂举家迁居“宋国相邑之东”,也就是今天的宿州市闵祠村。

  闵世恭受聘于王室大户做塾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有钱人的孩子当家教。世传闵世恭举家迁来闵贤的时候,闵子的娘正在十月怀胎,其实闵子是生在闵祠,也长在闵祠。闵子八岁的时候,母亲因病故去,父亲闵世恭又续娶姚氏为妻。姚氏给闵子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叫闵革、一个叫闵蒙。宋(元)《说苑》里收入了《闵子骞单衣记》。这个故事说闵子骞十岁丧母,其父闵世恭再娶,但继母不是姚氏,而是李秀英。(闵子父亲的名字,也有不同说发,有说叫闵马夫的,有说叫闵德仁的,也有叫闵世恭的)闵子的后母姓姚还是姓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鞭打芦花”的故事——

  闵祠。从绕村的一条水沟到村东南的一片湿地,到处都是傍水而生的芦苇。闵贤人把那片芦花竞放的湿地称为芦花湖,把长有芦苇的山坡称为芦花坡,把那条芦花似雪的水沟叫做洗絮沟。乡里人的纯真和质朴,都表现在诗意的“芦花”里。其实,生活的本身不但没有那么多的诗意,芦花中甚至包裹着凄美与苍凉。

  闵世恭与姚氏的感情很深,姚氏的“枕头风”总是把他吹得晕晕忽忽。姚氏明明疼爱自己的亲生儿子,而对幼小的子骞虐待有加,闵世恭却视而不见。子骞白天上山砍柴,晚上回家有时连剩饭都吃不上。小子骞诚实敦厚,毫无怨言。他看到父亲与后母感情和睦,生活得比较充实,两个弟弟也很幸福,他把自己吃的那些苦都忘到脑后去了。他认为做儿子的,孝敬老人是第一位的。

  有一年临近年关,闵世恭驱牛车外出访友,高兴得把三个儿子都带上。丈夫出门访友,妻子也很高兴,姚氏让三个孩子都换上了新棉衣。闵马夫见子骞的棉衣比闵革、闵蒙的棉衣都厚,他的心里充满了对妻子姚氏的感激之情。他让子骞坐在前边赶车,自己和两个小儿子做在车蓬里。当牛车行至萧县城南一个村庄时,冷空气骤然降临,天空飘起了雪花,寒冷的西北风如锥刺骨。子骞驾车正坐在车前挡风口,那芦花袄被风一刮就透心,冻得浑身打颤。闵子骞身子冻麻了,手指冻僵了,禁不住牛缰绳和鞭子从他手中滑落下来。牛缰绳绊住牛腿,牛车差点翻倒在雪地里。闵世恭见状,认为他畏寒如虎,缺少勇气,再看身旁两子,棉衣虽薄,一点也不畏寒,他以为闵子骞真像姚氏常说的那样好吃懒惰,非常生气,指子骞骂道:“没出息的,穿这么厚棉衣,还哆里哆嗦,你两个弟弟穿的比你薄,也不像你这个熊样!”盛怒之下,他拾起地上的鞭子,朝子骞抽去。不料几鞭一打,衣绽花露,芦英在寒风中纷飞。饥寒交迫的闵子骞也晕倒在雪地里。闵马夫见状惊呆了,子骞厚厚的“棉衣”里装的竟是芦花!他连忙撕开闵革、闵蒙的衣服,见尽是新絮,这才恍然大悟,始知是后妻姚氏虐待前子所为,忙脱下自己的衣服裹住子骞,急勒车返回家中。

  闵世恭回到家里,不由分说,举鞭抽打后妻姚氏,并当场写下休书,要立即将她赶出家门。苏醒过来的子骞连忙跪在父亲面前,苦苦哀求父亲不要赶走后母,他诚恳地对父亲说:“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留下高堂母,全家得团圆。”父亲听了子骞讲出的一番道理,遂罢休妻之事。子骞的话后母在房外全都听见了,她悔愧交加,从此痛改前非,视三子如一,并供子骞上学,拜孔子为师,子骞对后母也更加孝敬。这就是数千年来民间流传甚广的“鞭打芦花闵子骞”的故事。

  孔子在《论语》中曾五次表彰子骞之孝行。孔子认为,“为人子者不要给父母增加精神负担。”他说:“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做子女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不要使自己生病,更不能陷入不义而使父母担惊受怕。孔子还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告戒人们当父母年老的时候,不要远离,要经常守在父母的身边尽孝道。孔子赞颂闵子骞时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意思是说:闵子骞是一位真正的孝子,别人对于他的父母、兄长赞赏他的话都不持异议和怀疑。古语中老百姓说的话,比孔子讲得还深刻,“慈鸟尚反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草与木。”

  宿州的后人为纪念闵子的孝行,将闵子所在的乡改为芦花乡,后又改为闵贤乡。将“鞭打芦花”所在处的村庄改为“鞭打芦花车牛返村”并沿用至今,成为目前全国最长的村名(见《中国地名》)。也就从那时起,子骞后母姚氏采集芦花的苇塘中,所有芦苇年年只长穗而不开花,成为千古奇观。据民间传说,此乃闵子孝行感天所至,苍天也担忧再有新的“姚氏”出现,故而让“芦花坡”芦花不再开。

  闵子孝行感天更感人,历代王朝都称闵子为“纯孝”,元代将此故事配以“闵氏有贤郎,何曾怨后娘。尊前贤母在,三子免风霜”的诗句列为《二十四孝》之首。这二十四孝有虞舜“孝感动天”,曾参“啮指痛心”,王祥“卧冰求鲤”,朱寿昌“弃官寻母”等等,虽然每一个故事都很感人,但像闵子那样忍辱尽孝,处处为家庭每一个人着想,惟独不想自己,的确难能可贵。江南风流才子唐寅写过一首《百忍歌》,其中写到:“君不见如来割身痛也忍,孔子绝粮饥也忍,韩信胯下辱也忍,闵子单衣寒也忍,师德唾面羞也忍,不疑诬金欺也忍,张公九世百般忍。好也忍,歹也忍,都向心头自思忖。囫囵吞却栗棘蓬,凭时方识真根本!”闵子的孝行虽然不是一个“忍”字可以了得,但他的心比纯金还纯、比真金还真的“根本”,确乎让世人都认识了。这个“根本”再明确不过地告诉人们,“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精神道德最文明的体现!

  闵子长大后回到他的祖籍鲁国拜孔子为师。当时闵子家贫交不起充当学费的束修(腊肉),他就为老师奉上一缸精心酿制的佳酿。同学中有人嗤笑说:“曹溪之水,怎能抵得上束修?”孔子闻言,讲学时故意说道:“闵子骞千里求学,精神可嘉,虽是曹溪一滴,远胜束修百条。”至今,宿州市一家酒厂生产的白酒仍名“曹溪一滴”。

  闵子骞求学后,读书刻苦,为人沉稳持重,崇尚节俭。鲁国要扩建新库房,征取他的意见时,他批评说:“原来的库房就很好,为什么再劳民伤财去改造?”孔子赞成他的意见,评价他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他求学成名之时,正是我国奴隶制由强盛走向衰败的时期,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鲁国实力最强的季孙氏看到闵子德才兼备,力聘他到其封地费国(今山东省费县)为费宰。闵子看到孟、叔、季三家弄权、国政日非,坚辞不做,后在孔子的劝说下,怀着将儒家思想付以社会的抱负做了费宰;宰费数年,他“以德法为衔勒”,招募游民,开垦荒地,兴办学校,使倍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减征赋,废酷刑、定法律、倡节俭、德化于民,使费境内重现了鲁国强盛时期的繁荣景象(见《孔子家语》)。为与黎民共休戚,闵子将全家从宿州的闵贤迁到费城,在沂蒙山之阳卜地而居闵子庄。至今闵子庄占地百亩,古冢累累,松柏茂密的闵林中还有其长子闵沃盈之墓(见张万公《闵子祠记》)。作为一个政治家,闵子是儒家思想的积极创造者,更是儒家思想忠实的实践者。他主宰“费国”的政绩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最精彩的一笔。

  闵子的父亲是讲学的,闵子后来也讲学,但他治学极为严谨。孟尝君希望向闵子学习,于是派人驾着车子前去迎接闵先生。闵子说:“按照礼节,只有学生前来向老师学习,没有老师到学生那里去教导的。召请老师来向他学习,是无法学好的。因此,要我到你那儿去教导,就没法子把你教好。你正是一般人所说的不善于求学的人,而我正是一般人所说的不善于教导的人。”孟尝君听了这番话,说:“我很恭敬地听取你的教诲。”第二天,孟尝君亲自到闵先生家里,恭敬地提起衣服的前裳,请求闵先生教导他。在我们看来,“请进来”和“走出去”是两个不同的求学途径,无可无不可,而闵子却极为讲究,这里再也看不到他的“忍”了,孔夫子的师道尊严在他身上得到了不折不扣的体现。

  孔子相鲁时,在帮助鲁定公定三都之后,受到以季孙氏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反扑,被迫辞官离鲁,闵子也辞掉费宰,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其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颠沛流离,艰辛倍尝12年,于50岁时(公元前487年),病逝于周游途中,葬于山东长清。

  据元代费县尹邵显祖在《重修费公闵子祠记》中记载:宇内有闵子墓者、—在今之宿州,此处墓冢高大俨如山丘。一在濮之范县,但二者皆是以琴书诗物封而为墓的衣冠冢,应以历下高原(即济南市洪家楼)为确。邵显祖在此碑记中还记载了一段被神话了的传说:昔济南黄太守督开小清河于华不注山下,挖出一石棺椁,启之,只见棺头上有四句偈言:“孝哉闵子骞,死后葬黄泉。幸遇黄大守,起我在高原。”黄太守惊讶万分,祭祀一番,速令人搬迁;行棺,途中夜宿济南东郊,夜半风旋成墓。待天亮,问及土人,原来此地即为高原,于是封墓建祠以祀之。1074年,济南太守李肃之在闵子墓前建祠祭祀,由苏辙撰写碑文。明历城县人刘敕又集资重修祠和墓,并建有“讲学堂”和“芦花馆”。

  闵子祠除在以上三处闵子墓所在地均有分布外,据考证当以其长子闵沃盈所在地的费县闵子庄的闵子祠为正统,并且规模最宏大,此外又称“笃圣祠”,是天下闵子后裔祭祀供奉闵子的家庙和其公认的续谱之处。随着历代封建帝王对儒家学说的倍加尊崇,作为大儒的闵子不断得到加封追谥,先后被封为“费侯”、“费国公”、“琅琊公”、“几圣”等,明嘉靖皇帝曾赐“翰林院五经大博士”,清康熙皇亲赐“德性之科”四字匾额,遣江南学政内阁大学士张廷枢悬于闵子祠前。而作为正统的闵子祠也一次又—次进行扩修,先后达11次,至干隆年间经又一次大规模的重修,由当初的三间逐渐扩建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古建筑群,总面积3000多平方米。其主体建筑“笃圣祠”大殿位于南北中轴线上,为重檐九脊歇山式建筑。殿内彩梁画栋、辉煌照人。正北塑有一坐北面南的闵子像,须生文面,一派大儒风度。院内唐、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碑碣、石刻百余座,其碑文体流畅,书法大成,雕技额高,皆为文物之精华。院内千年古松柏林中耸立着一粗围10米的汉代银杏树,其中部树杈处,又天生一榆树,已粗达桶围,成为祠内一大奇观。明尚书李化龙诗日:“闵子祠堂官道西,芦花遍地草凄凄,阶前几个长松树,不是慈鸟不敢栖”。祠前边正阳门三间,燕翅墙四面,墙前后有24尊礼炮,有干隆皇帝亲书“笃圣祠”三个金字。右有下马碑为历代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之处,按着封建礼节,只有皇帝来了,才可以从正阳门进入,然后到大殿行叩拜之礼。可惜如此雄伟的建筑,历经1500多年的风风雨雨,战火焚烧和文革中人为的破坏,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只有正阳门还岌岌可危,但也早巳面目全非。祠内所属塑像、壁画、书籍、石刻、碑碣、古树等文物已多不见。现存碑碣中较为重要的有金代资政大夫,参知政事、国公,前御史张万公引《闵子祠记》碑、元费县尹邵显祖《重修费公闵子祠记》碑及宋真宗命集贤殿,大学士王旦赞碑,其碑文是这样褒扬闵子的:“子骞达者,訚訚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无间言,道亦希圣,公衮增蓟,均乃天庆。”

  费县闵子庄的闵子祠不在了,宿州闵祠村的闵子骞祠还在。闵子骞祠及墓三面环山,泉水涌流,环境幽雅。闵祠始建于宋,现存殿宇14间,祠内存有古柏和千年银杏。祠外有两座碑亭,祠东公路旁还有牌坊一座,上书“先贤闵子故里”。祠东南有孝泉和闵子故居。闵祠近傍还有骞山、晒书台、洗絮沟、荷花池、芦花坡、洗砚池等景点。这里不仅有迷人的自然风光,还有许许多多关于闵子和后人的传说,已经成为是宿州市重点名胜古迹之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宿州骞山的闵子墓座北朝南,高6米,直径40米。近旁有两座中形墓,传说为闵子迁的两个弟弟闵革和闵蒙的墓,墓高2米,直径24米,总占地约6400平方米。整个墓地松柏藏密,“闵墓松风”素为宿州八景之一。宿州的闵祠人坚信闵子墓中睡着他们的先人。其实,这里到底是衣冠冢还是长眠着“中国第一孝”,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宿州、范县和济南三个闵墓已经向世人表明,闵子没有死,他依然活在人们心里。

  纵观闵子的一生,他的最大历史贡献是他和孔子及众学者创立并倡导了儒家思想,使之成为中国第—大学说。他对儒家思想体系的贡献是巨大的、可和亚圣孟子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他“訚訚忠孝”的德性和颜回并驾齐驱,成为做人的千古楷模,被后人尊称为孔门四大弟子之一、十二哲之首,七十二贤中的佼佼者、历代帝王都将其在大成殿以“十二哲”配享从祀。

  闵子虽然去世两千多年了,但他对中国及世界文化,对人类、对历史的巨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博大精深的儒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至今还在影响着东南亚的社会制度;今日东南亚的经济强国之所以没发生西方社会的靡烂现象就得益于儒学深远的社会影响。中国亦有读半部《论语》即可冶天下之说。1988年,75位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共同向全世界发出了:“人类要在21世纪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必须到人类历史上第—大哲孔子那里去寻找其儒家智慧”的呼吁。值得我们宿州自豪的是,人类普遍推崇的“儒家智慧”中就有闵子的一页,这一页属于人类文明的“经典”,也属于宿州埇桥地方文明的瑰宝,必将世世代代留在宿州埇桥人的心中!

 

子贡山谈儒论道

 

  在宿州埇桥北部,距离子骞山大约20公里,拖屋河畔,还有一座山名为子贡山,老百姓俗称贡山。春秋鲁哀公十二年(前482年),鲁国使臣子贡、吴国使臣宰某,代表鲁、吴两国在此会盟。双方在贡山下共筑土台,举行会盟仪式,此台后人称为“古盟台”。如今台上依然松柏苍翠,绿树成荫,台下拖尾河水,清澈流淌,微波荡漾。既是淮北地区著名古迹地,又为风景游览区。

  史记没有详细记载子贡的出身,但从孔子世家的内容和对子贡的列传描述来看,子贡当出身于卫国上层阶级,是春秋时代的“君子”,并且家境十分富裕。子贡很早就在孔子门下学习,并参与了“周游列国”的全过程。孔子流浪列国的历程,是漫长、充满艰辛而又伴随着一次次希望破灭的过程,孔子及其弟子们不但曾经“累累如丧家之犬”,还不止一次生命受到威胁、人格受到侮辱。《史记·孔子世家》在孔子十四年流浪生活的记述中,始终都有子贡的身影。对于一个富家子弟,为了追求真知,而不顾困苦与艰辛,这是很值得尊敬的。子贡是个出色的外交家,鲁哀公时,齐国准备侵略鲁国的时候,子贡的出使,不但解救了鲁国,还顺势打乱了春秋时格局,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极为精彩的外交喜剧。

  当时春秋的形势是,中国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激烈动荡时期,晋国仍然很强大,但国君已经逐渐失去权力,国家由六个卿大夫掌握。齐国田常已经取得国家的实际统治权,但地位还不够稳固;楚国还威胁着中原的国家,但国力经过吴国阖闾、伍子胥和孙武的打击已经大为衰减;南方的吴国因为征服强楚而一跃成为一等强国,并已经在会稽山俘虏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正在卧薪尝胆;西方的秦国还远未能对中原构成威胁。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氛围下,子贡开始了其传奇般的救亡鲁国的外交历程。

  子贡首先来到了齐国,他指出田常刚刚控制齐国的权力,地位还不稳,齐王仍有一些势力,现在如果攻打鲁国,虽然会胜利,但只能是让齐王及大臣们得利,对田常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去攻打吴国,肯定要消耗大量国力,但反对田常的大臣们也会损失惨重,田常反而在齐国的相对实力更强了。田常一下被子贡的话打动,但顾虑军队已经兵临鲁国,不好突然改变命令去伐吴。于是子贡说:“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鲁国的生死存亡,竟然顷刻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于是子贡赶到吴国,使劲鼓吹吴王夫差去北伐齐国,指出伐齐救鲁就等于是在诸侯国中树立威信,这是争霸的好机会。这正中吴王欲图称霸中国的下怀,自然受到吴王欢迎。但吴王有后顾之忧,越王勾践自从被放回去后,一直“苦身养士,有报我心”。于是子贡赶紧说:“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比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并提出自己可以出使越国,让越王出兵和吴国一起讨伐齐国,这样也可以消耗越国实力。吴王于是“大悦”。子贡又赶往越国。越王勾践命人打扫郊外的道路迎接子贡,并亲自到宾馆会见子贡,说:“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倒是开门见山,告诉勾践吴王对其卧薪尝胆早有提防,想要加兵于越。越王于是“顿首再拜”,请子贡出谋划策。子贡便指出吴王为人“猛暴”,杀了忠臣伍子胥,国政由佞臣治理,国家其实已经外强中干。此次吴王一定会伐齐,败则大大有利于越国,胜则会威胁晋国,这时子贡愿出使晋国,让晋国联合越国灭亡吴国。越王听后十分感谢,要赠送子贡礼物,子贡没有要。子贡接着又返回吴国,对吴王说越王十分恐慌,并一再表忠心说不会再与吴国打仗。几天后,越国的文钟来到吴国,再次“顿首”吴王,表示越王愿意带领全国的士兵随同吴王一起征讨齐国,还随行带来了一些上等的兵器。吴王十分高兴,问子贡怎么办,子贡却说,“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只建议吴王收下兵器。吴王听从了子贡,于是发动全国兵力讨伐齐国。至此,当时诸侯国的势力均衡状态已经被子贡天才的外交策略彻底打破。但是,子贡还要将形势引领到更深的层次。子贡于是又赶往晋国,告诉晋君如果吴国战胜齐国,必将威胁晋国。晋国立刻变得很紧张,并开始战争准备。子贡宛若是一名围棋大师,中国的局势经他的巧妙布局,正演化成一盘绝世的好棋。春秋时重要的吴越争霸、田氏代齐等大事件竟在子贡的策划下发生了重大转机。子贡居然加速甚至部分改变了春秋的历史进程。吴国与齐国的战争,以齐国大败告终。随后吴王果然野心膨胀,与晋国争霸。结果吴王被晋国大败,越王勾践趁机突袭吴国,与吴王夫差进行了总决战,结局大家都知道,夫差战败被杀,越国灭亡吴国。司马迁的结语是:“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那次历史性的“外交”,途径宿州,留恋山区风光,在那里寓居较久。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外交家”,宿州人把他游览过的山更名为子贡山,这不仅是对子贡个人的推崇,也是对儒学“和为贵”的张扬。法国著名诗人雨果认为:“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国家需要和平,社会需要和谐,家庭需要和睦,每个人都需要和气。子骞是宿州人,子骞山反映了宿州人的品质与淳朴。子贡不是宿州人,子贡山则表现了宿州人的胸怀与气度!

  从整个淮北的地域文化来讲,这里不仅出了闵子,更出了老子和庄子。齐鲁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淮北则是道家文化的发祥地。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山鼻祖,其学说不仅在中国有着巨大影响,而且一直影响到西方世界。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孔子、孟子讲得很简略,只是一笔带过;而对《易经》,尤其是对道家的老子却很重视,并特别专门讨论了《老子》中的“道”和“无”。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庄周,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成为东方古典哲学的大师。

  有的学者曾把黑格尔和庄子进行过比较,惊奇地发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纯粹的‘有’就是‘无’”的思想,和庄子在《齐物论》、《大宗师》中,提出的“道”象“真宰”、“以无为首”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等观点如出一辙。于是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老子的“形上学”思想既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古典哲学大师庄子,又间接地影响了德国的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东西方两位哲学大师的学说“具有同宗共祖的血缘关系”。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纯粹的‘有’就是‘无’”的思想,应当溯源到古代东方中国的老子!

  要了解庄子,必须了解涡河。为什么涡淮地区出现老子、庄子,而齐鲁地区则出现孔子、孟子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谁明白了这个道理,谁就明白了那个地域的文化。涡淮流域崇尚殷商文化,商汤都亳,一部尚书15次出现亳字呢。商人尚玄色,亳州人至今盖房大门漆成黑色,棺木也是黑色,可见殷商文化深刻到九泉之下了。玄与旋同音,因此,这里的人们把养育他们的母亲河叫做涡河,涡就是旋涡呵。殷商文化崇尚天道,老子和庄子都不是‘天道’的发明者,而是‘道’的终结者。自殷商之后,已无天道,而尚周礼。生活在亳州、涡阳、蒙城一带的殷商后裔并不买周礼的帐,崇尚的依旧是天道。孔子声嘶力竭地叫喊要‘克己复礼’,老子却笑他无知。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号称礼仪之帮的齐鲁大地必然产生孔、孟,而崇尚玄色的涡水之滨必然出生老、庄。

  宿州居于黄淮腹地,北接齐鲁,西临涡、蒙。涡水和汴水流经的宿州到处是先哲的足迹。因此,这里的人民在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受着道家思想的影响。

  就拿魏晋时“竹林七贤”的阮籍来说。有一次他正在下围棋,有人告诉他,他母亲死了。这不得了,那时贵族的礼法很重,应该赶快回家去,表示哀痛。但他却说,别急,等我把棋下完再说。回家后守孝不能吃肉,他照吃。他的孝行和闵子是无法比的,在儒家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但在道家看来,这再正常不过了。阮籍是典型的“老庄派”,庄子为妻子送葬时,击打瓦罐唱歌的故事,对阮籍不能说没有影响。

  孔子一辈子都在和上流社会打交道,而庄子一辈子都是和社会下层的人打交道,农民、渔夫、砍柴的,宰牛的等等,他对这些人特别熟悉。他拒绝和上流社会社会往来,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惠施,这是庄子在主流知识圈唯一的一个好朋友。惠施就是宿州人氏,这个人是一个名辩家,和公孙龙齐名,比公孙龙还早一辈,庄子经常和惠施辩论,他有很多精彩的思想都是通过和惠施的辩论表达出来的。有一个著名的濠梁之辩,是大家都已经熟悉了的。庄子和惠施两个人散步走到濠沟上的一座桥上,看那河岸边的树上飘落下叶子,清澈的河水里,白鱼翔游。庄子就叹了一口气说,“鱼在水里面游来游去真是很快乐。”惠施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两个人见面就抬杠。庄子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不快乐呢?”惠施说,“好,我不是你,我确实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鱼快乐,按此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能知道鱼是不是快乐。”庄子说,“我们把问题回到原来,你是怎么问我的呢?汝安知鱼之乐?”庄子的许多思想都是在和惠施的论辩中表达出来的。《淮南子》里面讲过一个故事,说惠施在魏国做了大官,很得意带了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回来了,来看庄子。庄子正在钓鱼,他已经钓了一桶鱼了。一看到惠施这样子,他就做了一件事,把一桶鱼全倒进河里,就剩了一条回家去了,不理惠施。他是看见惠施以后就反感,你要坐那么多的车子干什么?你一个人屁股有多大?一个车肯定把你拖回来了。那么多车子要显示什么东西?然后他觉得我一个人钓那么多鱼干什么,一条鱼就够吃了。这件事情很小,却能明白无误地表现庄子和惠施之间的“文化差异”,他俩个人感情上的碰撞,实质上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庄子思想的“德”的确跟孔子的“德”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庄子的“德”是个人的德,要义在于自由,而孔子的“德”是王者的德,要义在于秩序。要理解孔子,就必须读庄子;相反,要理解庄子,也必须读孔子。

  庄子和孔子同时影响着闵子的故里,造就了埇桥人粗犷但讲礼仪,诚信又不拘小节的独特性格。闵子教会家乡人忍让,庄子则教会家乡人达观,孔子又教会世人好学,埇桥人正是在“百家争鸣”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兼容兼顾的文化理念。通俗地讲,孔子要“教授”,庄子要“长寿”。埇桥人呢,既要“教授”,也要“长寿”。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光芒却是历史的长河难以裹挟和冲走的。而今天,埇桥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践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并没有数典忘祖,经过千秋万代的洗礼,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精髓,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都曾在埇桥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得到光大,这同样是埇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徐王芳树的忆念

 

徐王芳树的忆念

 

  她是闵子的同乡,她的血管里流淌着先贤的血液。

  从孤儿到母仪天下,大脚马皇后的贤德可与长孙皇后  相提并论……

  出宿州城北行70里,是一片群山盘桓,风气完密的形胜之地:闵子乡。“山川重名贤”,这里是中华第一孝闵子骞的故里,“古今百行孝为先,千载犹称闵子贤”,闵子的贤已经感动了中国数千年;这里还是明代一代贤后马秀英(公元1332-1382)的家乡,至今仍然流传着马皇后少儿时在乡间勤劳、善良的故事;这里还长眠着马皇后的父亲,徐王。

  丰山之左、龟山之右,旺庄村南,古树掩映着的一处高阜,就是徐王墓。

  这里曾经因为埋葬着一代开国皇后的父亲,而显得格外盛大、庄严和肃穆。这里曾经因为绿树巍然、芳草萋萋、风光秀美而成为宿州八景之一:徐王芳树。

  沧海桑田,岁月褪去了昔日的风采;风起云动,历史仍诉说着过去的传说……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之前,为创立大明江山金戈铁马,南征北战,饱尝了军旅生涯的艰辛。在那些戎马倥偬的岁月,有一位贤淑、温厚的女性,一直伴他左右,照顾他的生活,温暖他的身心,鼓舞着他的精神,甚至为他直接参与他的军事战争,为他出谋划策。她就是后来被朱元璋册封为孝慈高皇后马秀英。而徐王,是她的生父。

  徐王不仅生养了马秀英,更重要的是,徐王把马秀英带到了建功立业这条路上。

  据《宿州志》记载:“徐王叫姓马,名不详,兄弟中排行第二,人称马二公,早卒”。马二公出生在闵子乡的新丰里,当年的新丰里现在叫旺庄,或望庄,旺庄又分前望庄、后望庄。至于新丰里为什么后来改成了望庄,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朱元璋打下天下,创建帝业后,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追封马二公为徐王,并于洪武四年在墓前建庙和祭祀署,立庙奉祀。马二公无后,他敕封的田产由马皇后的表舅武忠一族配享。武忠,是马后的表舅,兄弟排行第四,伟躯铁面,长眉皓齿。马后随徐王避难时,武忠庇护有功。

  洪武二年,为奉祀徐王,朱元璋下诏,要武忠晋见。武忠见了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告诉他,要他守墓奉祀,并答应他可以跑马圈地,凡是马跑到的地方赐给他作为奉祀的田产。武忠本是农民,也是个粗人,他没有骑过马,恐怕骑马跑不了多远,封的田产少,就对朱元璋说:我不会骑马,不敢骑,你要想赏我,就让我望地封赏吧,凡望到的地方就是我的属地。

  朱元璋听了,即刻答应了武忠的要求。

  谁知望地那天,竟然下起了大雾。皇帝的旨意不能轻易更改。没有办法,武忠只得登上村前的小山前后望地,四望九里许,作为封地,其中田地360顷,学户24家,鸡园50亩。作为皇亲国戚,这点封地实在不像样子,也有失皇家体统。朱元璋闻知此事,不禁苦笑,苦笑之后又额外拨给武忠闵子乡的地580顷,以供祭祀,一岁七祭,以武氏祖配享。为安慰武忠,朱元璋专门给他下了一道敕书,说:你不要认为奉祀官太小,但是这个官长久,只要我的河山在,就有你这个官,任何人也无法免去你的官职。这句把武忠哄得很高兴。

  前望庄,后望庄因此而得名。

  徐王马二公成就了女儿马秀英的一世英名,这既跟马二公的性格有关,也是历史的机缘和际会。

  马二公躯体魁伟,膂力过人,生性豪爽,行侠仗义,“沉勇坚毅、寡言语、重然诺。见有不义者,疾恶如仇。”因此有威名,也有很多江湖上的好汉朋友。定远的郭子兴就是他的朋友之一。

  马秀英的母亲姓郑,村里人称她为郑媪。说不清是什么原因,郑媪和马二公婚后竟然二十年不孕。宿州民间流传一个土方:女人不孕只要常吃黑狗肉,就会开怀生育。马二公闻得此法后,经常赶集给妻子买黑狗肉。郑媪42岁那一年,一天夜间突然做了一个梦,有只黑狗叼着一朵兰花向她怀里扑来。惊吓中郑媪扑向丈夫怀里。也就是那天夜里,她怀上了她和马二公惟一的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后乳名就叫兰儿。“黑狗”把女儿送到了人间,却“叼”走了她母亲的命,马秀英刚满周岁,郑媪便因病去世了。

  妻子病故后,马二公更加疼爱兰儿,并把她当作男孩一样惯养,不独不让她裹脚,反而任着她的性子来。所以马秀英有了双男人般的大脚。正是凭借这双男人般的大脚,马秀英才能健步从宿州埇桥走出,迈上大明王朝的历史舞台。也正是父亲马二公言传身教,培养出深明大义、聪敏睿智、肝胆照人而又“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马皇后。

  当时正值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马二公因执言仗义,激愤杀人。不得带着12岁的马秀英逃往定远,投奔刎颈之交的挚友郭子兴。此时郭子兴已经举起了反元义旗,成为红巾军的一支劲旅。马秀英勤劳睿智,善解人意,很受郭子兴及郭妻张氏的垂爱,收为义女。后来,马二公因故离开队伍返回故乡,却没能再回定远同女儿见一面,就与世长辞了。

  郭子兴也是一方义士,他与妻张氏都把马秀英视为已出,精心抚育她长大。既教她读书识字,也教她绣花描红,马秀英心灵手巧,一举一动都透露着大家闺秀的风范,一个相面先生曾对郭子兴说:“此女天相,不可等闲视之。”郭子兴听了,很高兴,再看秀英,真是越看越喜爱,把她当作掌上明珠。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初春,郭子兴率数千人响应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占据了凤阳。郭子兴起兵不久,在皇觉寺当和尚的朱元璋便投奔到他的旗下,当了个“十夫长”,也就是小班长吧。可朱元璋作战十分勇猛,而且颇有谋略,数次出战,都立下了大功。打一仗,进一步;立一功,升一级。朱元璋越战越勇,也越发受到郭子兴的赏识。郭子兴和夫人张氏一商量,便把养女马姑娘许配给朱元璋为妻。

  朱元璋当初在郭子兴军中屡屡立功受赏时,就有人不服,尤其那些追随郭子兴并和他同时起兵的“老资格”,现在姓朱的又成了元帅的乘龙快婿,更令他们妒火中生,明里不说,暗中处处作梗。

  这时国内群雄并起,像张士诚和陈友谅的队伍都已经壮大起来,在群众中很有影响。这样,义军作战的形势就变得错综复杂了,不但要对付元朝官兵,还要提防相互之间的吞并。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朱元璋对战局的认识似乎比郭子兴还要清醒。他生性直率,又仗着与郭子兴有亲密的翁婿关系,所以常常坦陈已见,意见向左时,还“逼”着元帅改变自己的观点。郭子兴本来就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加上左右亲信大进谗言,他渐渐怀疑起自己的“女婿”不独飞扬跋扈,还心怀异志,图谋不轨。

  有一天,郭子兴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众部将领全都拥护元帅的“英明决策”,唯有朱元璋提出了异议,并与元帅争吵起来。他的毫无顾忌使郭子兴十分反感,一怒之下将朱元璋关了禁闭。郭子兴手下那批别有用心的亲信,这下可高兴了,他们瞒着郭子兴,把“禁闭”变成了“禁毙”,暗中下令看守人员给朱元璋断炊,置之死地而后快。

  朱元璋的妻子马秀英见丈夫被幽禁后,焦急万分,她想方设法接近关押丈夫的“囚房”。那“囚房”的后边是一片乱葬岗,到了夜晚,看守人员可能是怕“鬼”,只看守前门,不注意后窗。马秀英于是利用夜幕做掩护,每晚壮着胆子穿过那片野坟地,从后窗偷偷探望丈夫,并给他送去吃的食品。那时粮食供应相当紧张,每人每天的粮食是定量的,即使元帅的女儿也不例外。马氏每次吃饭时都佯装身体不适,把食物要到卧室中。她只吃少许,其它都省给丈夫,朱元璋虽然吃不饱,却也饿不死。

  眼看丈夫日渐消瘦,马氏忧心如焚,为了能填饱朱元璋的肚子,她不得不到厨房去行窃。这天,她看准了厨房中的馒头刚蒸熟,厨师又离开了厨房,她便迅速溜了进去,掀开蒸笼,也顾不得烫手,抓起几个热气腾腾的馒头,连忙揣进怀里。不料刚一跑出厨房,就与养母张氏撞了个满怀,张氏见她神色慌张,不免大起疑心,就把她带到自己房中,仔细寻问。马氏解开衣襟掏出藏在怀里的馒头时,乳头已被热气烫得又红又肿。她忍不住满腔的委屈,失声痛哭,并把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明了养母。张氏听了大感震惊,当即就对郭子兴说明了情况,并替朱元璋求情。郭子兴听后也大为恼怒,马上下令放出朱元璋并官复原职。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投到郭子兴门下还不满三年时间,已成为郭子兴的副帅。不久,郭子兴病死,朱元璋顺理成章地顶替其位,成了义军首领。

  马氏脚大,走起路来比男人还快。她随夫行军打仗,风风火火,俨然巾帼英雄。丈夫当了元帅以后,马秀英不仅为他掌管文札,而且还经常出谋划策,甚至朱元璋没料到的事,她都预见到了。一次,朱元璋主力渡江,马秀英突然意识到元兵会来袭击后营,一江阻隔,首尾不能相顾,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马氏便立即带领眷属也随之渡江。后来元兵果然扼住渡口,来袭击朱元璋的老营。一切如马秀英预料的一样,她的智慧使义军避免了一场惨重的损失。

  大军过江,占据了南京(当时称集庆),朱元璋将之改名应天,自立为吴王,马氏也随之成了吴王妃。当时吴王除对抗元军外,还与自称汉帝的陈友谅互相争夺地盘。戎马倥偬,战无虚日。马氏为了助丈夫一臂之力,亲自带领将士眷属给士兵缝洗浆补,制衣做鞋,士兵们很受感动,打起仗来都以一当十拼命向前。不久,朱元璋就击败了陈友谅。后又回过头攻下了不堪一击的元都,恢复了汉族的天下,统一了中国。朱元璋定都应天,并将其更名为南京,建立明朝,自己成了开国皇帝明太祖。同时马氏被册立为皇后。

  说起马皇后,人们自然想起她的“大脚”。因为她的“大脚”里包裹着一段感人的故事。

  那是明太祖洪武年间的一个元霄之夜,朱元璋与军师刘伯温微服参观京城的灯会。灯会最热闹也最吸引人的要数猜灯谜了,也许是“有奖竟猜”,灯谜现场人山人海。朱元璋也挤在人群里看热闹,遇到有趣的谜语他也试着猜上一猜,并让刘伯温判断对错。在一家商店门前,他被一则有趣的图画迷面吸引住了。那图上画着一个中年妇人,赤着一双大脚,怀里还抱着一个西瓜,笑嘻嘻的模样略有几分滑稽。这能是什么谜底呢,朱元璋百思不得其解,于是问起才高八斗的刘伯温:“这个大脚女人的谜面是什么意思?”刘伯温看了看皇上,不假思索地答道:“这就是淮北大脚女人呵!”朱元璋仍不知“淮北大脚女人”指谁,继续追问,刘伯温则诡笑着说:“你可回去问皇后娘娘,她应该知道。”当晚回宫后,朱元璋向马皇后提起此事,马皇后讪然一笑,说:“我是在淮北长大的,又是大脚,此谜谜底想必就是我了。”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说:“小小刁民竟敢用灯谜嘲讽皇后,真是胆大包天!”于是传旨捉拿那个制造灯谜的人。马皇后见状,慌忙大度地劝解道:“新春佳节,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与民同乐才是,何况臣妾本来就是大脚,老百姓说说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必小题大作,否则会贻笑大方的!”朱元璋觉得皇后说得有理红着脸收回了成命。区区一件小事,足见马皇后的仁慈与贤良。

  攻下元都北京后,朱元璋的部下搜罗来元宫中大批的珍宝珠玩,运到应天府,晋献给明太祖。明太祖自是喜不胜收,忙叫来马皇后一同玩赏。谁知马皇后见了,却不屑一顾地说“元朝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宝物才不能保住国家的,陛下已经拥有天下最好的宝物了,要这些做什么呢?”明太祖闻言一怔,“皇后是让朕以文武贤才为宝啊!”马皇后见皇帝醒悟,忙拜贺道:“是呵,陛下正是靠的这些人才拥有天下的。妾与陛下起于贫贱,今贵为帝后,最怕生出骄纵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愿陛下以贤士为宝呵!”说得皇夫连连点头称是。

  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给好多功臣封了大官。对马皇后的娘家人他打算也封官,让他们掌大权。可马皇后坚决不同意。她对朱元璋说:“你把国家的官职俸禄给了自己家里的人,这不合民心呀!”

  朱元璋说:“你是皇后。给皇后的亲戚封官,历朝历代都是这么做的,老百姓有什么好说的呢?”

  马皇后严肃地说道:“你想过没有?国家的法令是你这个当皇上定的,你要求文武大臣不要为自己家人求官谋利,可你自己反倒不守法,里亲外亲都封官,这是以权谋私呀,别说老百姓了,文武百官嘴里不说,心里也不服呀。”

  朱元璋不说话,马皇后知道他还没想通,就笑了笑,说:“你不必怕我为难。我的亲戚,未必都是有才能的人。让没有才能的人当官掌权,可不是我的心愿。用人一定要看他的才能高低,不能看和咱们的关系远近。你说对不对?”

  朱元璋也笑了,连连点头说:“你这么有心胸,我太高兴了。”马皇后坐下来,叹了一口气,说:“我虽是个女流之辈,可也听过历朝历代的故事。有许多皇后的娘家人当了大官,就胡作非为,搅得朝廷上下不安。别人也不敢管,结果闹出不少乱子。你可不能像从前似的,只顾让我的亲戚们高兴,不管国家今后的安宁。我没什么见识,可我家里的人要那么胡来,我就不答应!”接着,马皇后还举出长孙皇后例子,她说,“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和唐太宗为布衣之交,又在唐朝建立前后和玄武门之变中立有大功,因此,太宗把他视为知己,打算任他为宰相,执掌朝政。可长孙皇后听说后,就对太宗说:‘妾既被立为皇后,尊贵已极,我实在不想让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朝的吕后、霍光之家,可为前车之鉴。所以,我请您千万不要把兄长任为宰相。’在长孙皇后的再三阻挡下,唐太宗只给长孙无忌加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虚衔。”朱元璋听了,十分佩服,并照此办理,明朝后来不仅很少有外戚干预朝政,而且严格规定,内臣不得兼任外臣文武官职,不得着外臣冠服,不得与外廷诸司有文书往来,并在宫门前竖下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如此一来,杜绝了宦官乱政之弊。

  朱元璋被马皇后的贤德感动了,答应不再寻访亲属,只追封马皇后的至亲马二公和郑媪。

  明朝开国的第二年(洪武二年),朱元璋追封马皇后的父亲马二公为徐王,岳母郑媪为王夫人,建祠堂于太庙之东。马皇后亲自奉安神主,祝文称孝女皇后马氏谨奉皇帝命致祭,洪武四年,礼部以为不合朝例,令礼部尚书陶凯即宿州茔次立庙。设奉祀、祀丞各一人。因马公无后,以外戚武忠、武聚任之。置洒扫户93户。

  这一次,是朱元璋携同马皇后一同来到宿州闵子乡旺庄,为徐王设祭。朱元璋亲自作祭文。文曰:

  “朕惟古者创业之君,必得贤后以为内助,共定大业。及天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报其德。惟外舅、外姑实生贤女,正位中宫。朕既追封外舅为徐王,外姑为王夫人,以王无继嗣,立庙京师,岁时致祭。然稽之古典,于礼未安。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游故乡,故即茔所立庙,俾有司春秋奉祀。兹择吉辰,遣礼官奉安神主于新庙,灵其昭格,尚鉴在兹。”

  自洪武四年始,由宫廷工匠,历时十年,在马皇后家乡完成了徐王府和徐王墓的总体建筑。相传朱元璋曾携同马皇后来前旺村两次。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明成祖朱棣北巡,道经宿州。为了向世人昭示自己是马后嫡生,亲自到外公徐王陵墓祭祀。他还下令拓展墙垣,广增花木,陵区规模扩大,遂为宿州胜迹。永乐九年,重修徐王陵墓。永乐十五年,成祖再次来祭。崇祯四年(1631年)增修享殿。清末,寝陵、享殿等附属建筑多毁于兵燹。解放初期,武姓花园尚存,颇具规模,1966年毁,现存孤冢。但是武氏后人仍年年奉祀。

  关于徐王墓的诗章曾有不少,大多因年代久远而散失,现录咏写徐王墓的诗三首。一是明代尚书李化龙《咏徐王墓》诗云:

松杉十里卷秋涛,山势重围碧殿高。

霜露满庭深院闭,居人指点说先朝。

  一首是明代杨上奇的《陪谒徐王庙》诗云:

闵子乡中询文老,徐王墓下驻旌旄。

庙前山势如鸾凤,万古塗山相对高。

  另一首是清光绪年间宿州训导李心锐《咏徐园芳树》诗云:

寝殿巍然在,园高树树芳。

恩波缘马后,汤木赠徐王。

竹影摇风翠,松花带雨香。

符离谁吊古,墓上几斜阳。

  马皇后不但劝皇夫以贤德治国,自己也以贤德勤治后宫,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倡导后宫嫔妃节俭仁慈的风尚。马皇后喜读古代史书,也常用古训来教导别人,她认为宋代多贤后,因此命女史官摘录她们的言行家法,用来传示后宫众嫔妃,有人感慨道:“宋代的皇后也太过于仁厚了!”马皇后正色道:“过于仁厚,不比刻薄好么?众人无话可说。

  明太祖的衣履饮食,马皇后都亲自料理省视,而她自己则布衣淡食,极其俭朴。这一点和长孙皇后极其相似。长孙皇后生性节俭,她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以够用为限,从不铺张。而马皇后不仅从不铺张,她衣服穿破了也舍不得丢弃,常要补好再穿,虽然位居极贵,但她决不忘记贫贱时养成的好习惯。对妃嫔宫人的子女,马皇后却一点也不小器,都派给了丰厚的生活待遇;对宫中下人她也关心备致,常送些衣物食品,以示体恤;每逢文武百官的夫人入朝,她都不忘了送些礼品,并与她们寒喧交谈,就像对待家人。这样一来,宫廷内外的人对马皇后都十分尊敬。明太祖也盛赞她道:“贤后可与当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相比,毫不逊色!”马皇后回答说:“妾只求无愧于心,哪里敢与贤德的长孙皇后相比呀!妾闻夫妇之间相处容易,而君臣之间相处就难了,陛下没有忘记曾与妾同为贫贱,我很感动,愿陛下也不要忘记那些曾共过患难的群臣呵。”她不但自己谦和崇贤,而且时时不忘提醒大功告成的皇夫,真不愧为一个精心佐夫治国的好皇后。

  马皇后深知忠臣贤士对朝廷的重要性,因而十分注意以一个女性的细心来关心他们。每日早朝议事,若事情较多就常常要延续至晌午,这时奏事官吏按惯例就在殿廷上用午餐。一天,马皇后命宦官取来奏事官吏午餐的菜肴品尝,她觉得味道欠佳,随即向明太祖建议:“在朝内养贤宜厚,否则怎能笼络贤德之士!”明太祖深以为然,就下令提高官员们工作午餐的标准。虽是一桩小事,却使官员们十分感激马皇后对他们的重视和关心,当然也就更加尽力于朝廷。

  一次,明太祖巡视太学回宫后,马皇后关切地问:“太学有多少学生?”太祖说有数千。马皇后又问道:“人才可谓众多,可他们有朝延供给食用,而他们的妻子儿女谁来供养呢?”大学生是朝廷培养的一批有才之士,他们在太学中学习期间,一应生活用度均由朝廷供给,但没有另外的俸银,他们的家人由谁供养,这问题过去倒是没有哪个朝廷顾及过。经由马皇后一提起,也引起了明太祖的重视,于是诏令特设“红板仓”,贮积粮食,赐给太学生家属,太学生从此无后顾之忧,一心治学,成为日后的栋梁之材。

  马皇后不但有贤德,而且有才能,她广读经史,学问渊博,太祖所有的札记,都由她亲自执笔记下。每当太祖有所感慨和言论,她都仔细地记录下来,无论事态如何复杂,均能排布得条理分明,毫无疏漏之处。

  马后共生五子,教子很严。在这一点上,马皇后同样可以与长孙皇后媲美。长孙皇后所生的长乐公主,被唐太宗视为掌上明珠。因此,在公主出嫁之时,唐太宗赏赐的物品不仅比其他妃子所生的孩子嫁妆多,甚至比唐高祖的女儿出嫁时物品还要多出近一倍。为此,魏征当面向唐太宗提出异议。下朝后,唐太宗把魏征的不同意见,转告长孙皇后,长孙氏当即感慨道:“我以前听说陛下对魏征很器重,但并不了解其中缘故。今天我听了他的谏言之后,才真正明白他是一位十分正直的社稷之臣。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请陛下深思这个道理,那就是天下的最大幸运了。”马皇后与长孙皇后的想法是共通的。一次,因小王子顽皮,不听管教,老师李希颜一气之下,不慎用笔管戮伤了他的额角。小王子哭着跑去告状,朱元璋听后勃然大怒。马皇后忙从旁劝解:“哪有喜欢衣裳而讨厌裁缝的呢?对孩子就是要严加管教,不能妇人一样溺爱,不然是很难成材的。”朱元璋听了,觉得有道理,不但没有惩办老师,反而把他提升为左春坊右赞善。

  明太祖朱元璋起于贫贱,生世坎坷,因而,表面上虽然睿智英明,豁达神武,但骨子里却藏着猜忌和苛刻。幸而身旁有一个仁慈宽厚的马皇后,常常遇事劝谏,减少了不少刑戮,挽救了无数的无辜受疑者,赦免大学士宋谦就是一个典型。

  宋谦是元末明初的著名文人学士,明代开国时的许多典章制度、礼乐刑政文典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被明太祖尊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他曾经辅佐明太祖十九年,于洪武十年,也就是他六十八岁时告老还乡,回到青萝山中隐居。

  三年以后,朝中大臣胡惟庸因图谋不轨被诛,宋谦的孙子宋慎因与胡惟庸关系密切而受株连被杀,宋谦因曾经教授胡惟庸经书也遭到明太祖的怀疑,七十二岁高龄的他被逮捕押到京城,命在旦夕。马皇后闻讯后,向太祖进言道:“宋先生曾经讲学宫中,一字为师,终身不移。民家为子延师,尚以礼全终始,何况天子呢?况且他隐居青萝山中,还能有什么施展?”太祖自负地说:“这个你不知道,此老儿不甘寂寞,虽隐居青萝山,但四方前去求教者络绎不绝,受业者遍及天下,倘有异志,如何得了!”他拒绝了马皇后的说情,马皇后沉默不语。

  第二天,马皇后侍奉太祖午膳,摆出的全是素食,不见酒肉,太祖问是何故,马皇后垂泪答称:“妾为宋先生作福事啊!”明太祖不由得侧然心动,于是赦令宋廉不死,而流放他乡。

  马皇后的仁慈不但保护了重臣,同时也荫及了平民百姓。吴兴有一巨富叫沈万三,据说他家有一个奇妙的“聚宝盆”,能呼金唤银,因而家中金银堆积如山,沈万三性情豪爽浮躁,很喜欢显示自家的财力。在明朝开国之初修筑京城城墙时,他主动要求替朝廷分担一半的工程,因当时朝廷财力不足,就批准了他的请求。谁知,沈万三仗着财物富足,又调用方便,竟然比朝廷组织的工程还先完成,使得明太祖深感脸上无光。

  明太祖正想找借口惩治一下沈万三的时候,好大喜功的沈万三又申请犒劳皇家军队,明太祖闻言大怒,叱道:“何等匹夫,意想犒赏天子之军,居心不正,实为乱民,诛!”

  马皇后却认为,虽然沈万三性过狂妄,但不至于获死罪,于是进谏道:“妾闻国法用来诛杀不守法的人,并不是用来惩罚国君不赏识的人。沈万三虽然狂妄,却未犯法,不当诛之。”明太祖觉得言语有理,也就没有诛杀沈万三,只是利用他的财力,派他去戍守云南边区。

  据说浦江有一个郑谦,家族和睦,十代同堂,名传道还,当地人都称他家是“义门”,郡守也表彰他们家族的融洽和乐,赐予一块“天下第一家”的匾额。明祖听说此事后,颇感兴趣,特意把郑谦召到京城相见,问他家中人口共有多少,郑谦回答说:“一千有余。”明太祖赞叹说:“一千多人同居共食,同心合力,世所罕有,确实是天下第一家啊!”于是赐给了他丰厚的礼品让他回去。

  马皇后在屏后听了他们的对话,心有不安,连忙传话给明太祖:“陛下当初一人举事,尚得天下;郑谦家千余人,倘若举事,不是太容易了吗!”明太祖不免为之一惊,急命中官再召郑谦,问道“你治理家族,有什么方法可循么?”郑谦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是不听妻子的话罢了。”明太祖听了释然一笑,不再追究,安心地放他回家了。这一次,明太祖虽然没有完全接受马皇后的意见,却又恰恰表现出他对马皇后的重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离不开妻子的辅佐,既然郑谦从不听从妻子的话,便认定他成不了大气候。

  洪武十五年八月,历尽磨难,也殚尽心力的马皇后染上了重病,医治无效后,她坚持不肯再服药,明太祖苦苦劝求,她则说:“生死有命,我病已不治,服药何用!”躺在病榻上,她念念不忘地反复叮嘱皇夫:“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宜贤,臣民得所!”然后,又把诸位王子公主叫到身边来,嘱咐说:“生长富贵之中,当知蚕桑耕作之不易,当为天地惜物,且为生民惜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然不忘以她的贤德影响着她的丈夫和子女,为着国家操心不已。不久,马皇后愤然长逝,享年五十一岁,匆匆走完了她从孤女到母仪天下的沧桑一生。

  明太祖失去了同甘共苦的结发妻子,也失去了他得力的助手,悲痛之情,无以言表。为了永远追念可敬可爱的马皇后,明太祖竟然决定不再立后。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做了31年皇帝的朱元璋去世,和马皇后合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玩珠峰下明孝陵。明孝陵作为中国明陵之首壮观宏伟,代表了明初建筑和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王陵寝的形制。2003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将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马皇后的陵寝是“世界遗产”,马皇后的德行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马皇后是闵子的同乡,一方水土的养育,她的血管里应该流淌着先贤的血液,她高尚的道德操守明显受着先贤的影响,她和闵子一样,是埇桥人的骄傲,也是宿州人的骄傲,并为华夏儿女世代尊崇和爱戴!

 

 

 

永啸长吟琴动天

 

永啸长吟琴动天

 

  嵇康(公元223-262年)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齐名。因为嵇康是宿州人,在宿州文人的眼中,嵇康的地位远比阮籍要高。无论艺术魅力还是人格魅力,嵇康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顶级人物,因为他生命的追求是用他生命的乐章来诠释的,那声调绝伦的《广陵散》不仅是英雄生命的绝响,也是魏晋风骨的绝响。

  淮北人喜欢称自己是汉子,其实是对嵇康的崇拜。嵇康是条好汉,嵇康也是条大汉。《世说新语》里《容止》之14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这个高大魁梧的嵇康,不仅潇洒英俊,清朗挺拔,就连醉态也如玉山将倾。他是淮北汉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大义大气已经凝结成一种精神,淮北汉子所特有的精神。

  嵇康的人格魅力首先表现在他的率真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故后人称他为嵇中散。因为不忍目睹曹魏皇权的风雨飘摇,更不堪忍受司马集团的疯狂杀戮,在那个中国历史上铁血权术的时代,嵇康以做官为耻。他和好友向秀躲在洛阳城外的一棵大树下打铁。向秀拉风箱,用小锤。嵇康个子大,抡大锤。两人不问政治,不为谋生,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这种人生境界绝妙的阐释。打铁须得自身硬。硬汉子显示的似乎就是硬骨。作为一个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嵇康举动的本身当然不同凡响。《晋书·列传第十九》记载这样一个故事,“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这个钟会不仅出身显贵,父亲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他本身也很有才华,并深得朝廷宠信。钟会对嵇康是很崇拜的,他写的文章想请嵇康看一看,都没有勇气面陈,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的门缝里,然后转脸就跑。事过境迁,现在钟会的地位已经不低,他去洛阳城外拜访嵇康,搞得既隆重又排场,那可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呵。遗憾地是“康不为之礼,而锻不掇。”就是说,对于钟会的造访,嵇康视而不见,不理也不睬,他只顾抡锤打铁。这对于心高气盛的钟会来说,不仅是漠视,简直是挑衅。“良久会去,康谓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两个才子简洁精妙的问答,之所以为历代文人所津津乐道,其中包含着智慧、文采、风骨,这是无须再解释的。钟会走了,嵇康连头也没有抬,只是把铁锤抡得更高,把铁砸得更响。也许,他的心中已经含有隐忧,但我们的淮北大汉只是把铁锤抡得更高!

  东汉末年以来无休止的战乱,使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嵇康对政治早已失去信心,他心灰意懒,崇尚老庄,以不仕归隐为高洁。他和阮籍、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人志趣相投,常在一起饮酒长啸,作竹林之游,时人称为“竹林七贤”。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但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友谊真诚深厚。且“竹林七贤”的作品都敢于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无耻和虚伪。司马氏窃取大权后,为了笼络人心,选拔了一批愿意效忠于朝廷的名士做官。山涛便是其中的一个。山涛字巨源,河南武陟人。他和嵇康一样早孤、家贫。逆境中养成了“璞玉浑金”的品质,其性格中温和的一面居多,他是非分明,却不剑拔弩张,对待朋友,十分友善。他从尚书吏部郎转任散骑常侍时,举荐嵇康代替他原来的职位,希望嵇康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以免遭到危险。嵇康对官场向来是极其厌恶的,因为山涛推荐他作官,他便与好友山涛绝交。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成为千古美谈。余秋雨先生称这封信“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绝交书”,他说,“只要粗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躲不开它,直到千余年后的今天仍是这样。”

  淮北汉子是耿直的,耿直到眼里不能揉进半粒沙子。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言辞犀利,直抒胸臆,他不是无端责难,道理讲得相当充分。他列举了七个肯定不行,二个极其不行。七个肯定不行是:我喜欢睡懒觉,有事了喊不起来肯定不行;我喜欢“抱琴行吟,戈钩野草”,当官就要守着官位,不得妄动,这肯定不行;当官要正襟危坐,可我“性复多虱”,虱子多了,怎么挠呢?要是再裹上官服,拜揖上官,就更是肯定不行了;我不能写,也不愿意写,可现在这世道,事如此之多,那满桌子的文书,不看吧,不是那么回事,勉强看吧,也挺不了多长时间,这肯定不行;我不喜欢吊丧,可现在又把这看得很重,已经是得罪人了,虽然我自责,想要顺从习俗,但也是不讨好,这也肯定不行;我不喜欢庸俗之人,可与之共事,“嚣尘臭处”,肯定不行。我这人没有耐心,要是官务缠身肯定不行。再说了,现在的事是连汤、武、周、孔的话都敢瞎编,“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这是极其不行的。还有,我这人直肠子,“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当官是极其不可以的。我要是当官,“不有外难”,也“当有内病”,这些,你山巨源都是知道的,可你还要我做官,你这不是让我“转于沟壑”吗?他甚至忧伤地写道:我刚死了母亲和哥哥,心中凄切,女儿才十三岁,儿子才八岁,尚未成人,又体弱多病,想到这一些,真不知该说什么。现在我只想住在简陋的旧屋里教养孩子,常与亲友们叙叙离情、说说往事,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也就够了。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当官,就像我们不能把贞洁的美名加在阉人身上一样。您如果想与我共登仕途,一起欢乐,其实是在逼我发疯,我想您对我没有深仇大恨,不会这么做吧?

  《与山巨源绝交书》最充分地表现了嵇康嫉恶如仇、不慕荣利的个性特征。山涛举荐嵇康做官,在嵇康看来这是对自己立场的背叛,是不能容忍的,他之所以公开提出与山涛绝交,实际上是向司马昭挑明自己不会与其同流合污、朋贝为奸的。

  但淮北汉子又是极重情谊的。同为“竹林七贤”,嵇康与山巨源“绝交”只是表面文章,他们啸饮竹林的深厚情谊哪是一篇文章说断就断了的。当时,黑云翻卷,政治险恶,司马昭之心,已经路人皆知,他们对敢于反抗和蔑视司马氏集团的人都要加以迫害,刀架在脖子上是随时随地的事。对嵇康的道德、才华、乃至人格魅力一直妒火中烧的权贵子弟钟会,就是那个“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的家伙,在司马昭面前常打小报告,陷嵇康于死地。而嵇康结交的一批好友当中,惟有山涛与朝廷瓜葛最深,嵇康处于对山涛的保护,不想让山涛也和他一样,被司马昭一网打尽,因此才写下了这封绝交书。嵇康在临死之前曾对自己的儿子嵇绍说:“山公尚在,汝不孤矣。”由此足见,嵇康并没有而且始终没有与好友山涛绝交。要不然,他是不会说出这句嘱咐之辞的。另一方面,山涛也并未因为这封绝交书而对嵇康有所忌恨。他对嵇康的言行举止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他完全理解嵇康所写这封绝交书的真正用意。在他眼里,嵇康仍然是他在竹林中饮酒清谈的挚友。故而,当嵇康被斩于洛阳东市之后,山涛悉心照顾其子嵇绍。并且,在嵇绍二十而冠之后,极力向朝廷举荐。由此,嵇绍开始踏入仕途,并步步高升。《与山巨源绝交书》实际上也是嵇康和山涛友谊的“叫绝”书!

  涡淮流域是道家文化的发祥地。嵇康故里临涣和老子故里涡阳,以及庄子故里蒙城相距只有几十里路,临涣属于宿州,而涡阳以前也属于宿州。嵇康自称是老子和庄子的学生,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已经深刻到骨子里。他崇尚自然,迷恋养生。认为人是可以长寿的。他说“特受异气,禀之自然”,“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他提出“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在这里,稽康告诉我们一套很好的养生法。首先,必须陶冶自己的性情以保养自己的精神,安定心志来健全形体,心气平和,淡泊宁静。其次,在身体上要进行有益的锻炼,他特别提倡做有利于吐故纳新的肺部扩张运动。当然,他相信老子,相信千百味中草药中有让人长生不老的“仙丹”,他又强调要适时地服用一些有益的药物调养身体,只要这样坚持做下去,他认为人是可以活上千百岁的。他留下的《养生论》今天读起来依然新鲜,对于人们养生当大有益处。

  宿州产乐石,也产奇石。乐石和奇石都声美如磬,宿州的石头会唱歌呢。嵇康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成为大音乐家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嵇康在他的《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见他已经把音乐融入了自己的生命,嵇康精于笛,妙于琴,善于音律。他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已经表达得非常充分。嵇康与众多诗友醉游于山水之间,追求养生长寿之道,他是曲不离口,手不离琴,以乐言志,以琴抒怀。在风景幽雅的竹林下,远离世俗的喧嚣,抚一阕心中的词曲,与潺潺溪涧相和,旋律和大自然和谐的美妙不仅陶冶情操,而且让人忘乎所以,心中所有的烦恼都排除得一干二净。有人说嵇康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很有效的长寿之道,便是“音乐气功”,似乎是有他的道理的。关于风靡一时、神秘千古的《广陵散》历来说法不一:据刘籍《琴议》记载,《广陵散》是嵇康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的;也有说是嵇康自己创作的。对于《广陵散》嵇康是什么态度?他的说法带有传奇色彩。一天夜里嵇康独自在住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老者来访,这个老者自称是古人。他与嵇康共谈音律,并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弹完便把这个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下姓名。余秋雨先生采信的就是这一说法。我想,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的仙人是不曾有的,迷恋音乐又崇尚道家的嵇康产生仙人幻觉是十分正常的,其实这个夜半造访的“仙人”就是嵇康进入创作颠峰状态下的“灵感老人”,《广陵散》应该是从嵇康血管里流淌出来的美妙旋律,它是自由的散板,也是锐气的呼啸!如果,如果《广陵散》真地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的,临刑前嵇康是不会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音乐家们说,《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宿州是大泽乡,出了反抗暴君的陈胜、吴广,《广陵散》出自宿州之子嵇康之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是宿州对历史的贡献!

  嵇康之死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话题。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统治阶级的要害。嵇康如此藐视圣人经典、痛恨官场仕途,司马集团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于是,在钟会一些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262年夏天,一个闷热得让人窒息的日子,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这正是向社会昭示了嵇康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当然,司马集团是不会为学生的请愿所动的。而嵇康更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向哥哥索过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弹奏了最后的《广陵散》,铮铮的琴声,神秘的曲调,惊天动地,飘进了历史的尘封,也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刽子手把屠刀举得高高,嵇康把头颅昂得高高。《广陵散》绝了,嵇康死了,时年仅三十九岁。那天虽然有太阳,那天残阳更如血!

  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体为多。嵇康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仅存10卷本。1924年,鲁迅先生辑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卷中。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宿州大地没有忘记自己的骄子,中华民族没有忘记曾经的脊梁。哦,我们的嵇中散永啸长吟!

 

 

 

第四篇 流火的热土

符离集怀白居易

 

符离集怀白居易

 

  宿州市符离集是历史名镇,也是白居易的第二故乡。符离因草而得名,草因形壮而谓之“符”,草因茂盛而称为“离”。少年白居易在这里写下千古名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从中国文学史上来看,也是第一流的文学大家。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憎恶统治阶级的残暴和一切不合理的现实。白居易一生写下两千八百多首诗,这些诗成了祖国的一宗珍贵财富,他的诗篇流传之远,受人之喜爱是十分惊人的。在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布衣庶民,无不乐于诵读他的诗篇。正如唐宣宗《吊白居易》诗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的诗篇可以用来换鱼换肉,如果被缮写成卷还可以卖钱。所谓“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

  在当时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人民,把白居易的诗篇视为珍品,愿出高价到中国购买。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这种崇高的国际声誉,在封建社会的诗人里是很少有人获得的。

  白居易,祖籍是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因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河南做过官,他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时父白季庚四十四岁,母陈氏十八岁。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但他又生不逢时,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彭城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白居易5岁便学写诗,9岁已可成诵。他最早的诗篇应该是在符离写成的。他与符离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和符离人刘翕习、张仲远、张美退、贾握中、贾沅犀并称“符离五子”,他们同泛陴湖,游流沟寺,登武里山,诗酒盘桓,称盛会焉。“朝来暮去多携手,/穷巷贫居何所有?/秋灯夜写联句诗,/春雪朝倾暖寒酒。/陴湖绿爱白鸥飞,/濉水清怜红鲤肥。/偶语闲攀芳树立,/相扶醉踏落花归。”

  少年的他学习是刻苦的,写作也是刻苦的,生活是浪漫的,创作也是浪漫的。符离的土地养育了他,符离的山水陶冶了他,符离的原野迷恋着他,名传千古的《赋得古原草离别》使白居易成了名,也使符离古镇出了名。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但符离距徐州太近,白季庚又特别疼爱白居易,为让儿子远离战火,白居易在符离没过几年,便开始流浪江南,放游苏、杭。可以说诗人的少年时代就是在漂泊、穷困、苦闷中度过的。那迷人的西湖,清幽的虎丘,星罗棋布的名刹古寺,并不能填补少年漂泊者的空虚。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从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

  公元787年,白居易17岁时,抱着经名人推荐入“仕宦之途”的想法,走进了人材荟萃的长安古城。然而,现实给予他的回答,却是冷漠无情的,竟然没有一个人引荐他做官。虽然顾况夸他的诗才,那也仅仅是夸夸而已。也许,正因为顾况发现了这位旷世诗才,把他引入了诗坛,而不要他混迹官场。白居易此去长安不但一无所获,还搞得贫病羁旅,十八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诗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悄悄地离开长安,又回到符离家中。

  符离没有名山胜水,白居易在符离的生活却是愉快的,他有时去流沟寺前古松下盘桓;有时去横山头欣赏桃花;有时跑到陴湖边上对着碧绿的波涛,静看水禽飞舞;有时坐在濉河边上垂钓鲜肥的河鱼。他后来在江州写的《与元九书》回忆这一段的学习生活,每天是“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累得“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其用功之勤,感人至深。这一次,白居易在符离居住了三年,不仅学识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身体也恢复了健康。

  符离留下了白居易最美好的回忆,也留下了白居易的一段凄恻动人的爱情故事。贞元六年(公元790年),白居易和与他家相距不远的邻居家的女儿湘灵互相爱慕,很快沉入热恋之中,他们私下经常约会,月光下,濉河边,柳荫里,桃花丛中留下了他们爱情的足迹。白居易诗集中有两首青年远游时的诗作:《寄湘灵》《冬至夜怀湘灵》可见白居易对湘灵爱的多么真切。

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

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杆独自愁。

——《寄湘灵》

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

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

——《冬至夜怀湘灵》

  这两首诗应是白居易在旅途中的相思之作。白居易还有一首《花非花》,是记叙与湘灵幽会的诗: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诗人与情侣的幽会是非常大胆的,“夜半来,天明去。”他和湘灵已经过从甚密、身心相沁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白居易经常教湘灵识字,读诗,湘灵也给白居易送过香荷包、盘龙铜镜等信物,由于门不当户不对,平民女子湘灵和白居易的爱情遭到了白家的反对,后来的一个冬天,白居易的父亲以求学为名,把白居易带到襄阳。临行前的晚上,白居易与湘灵在濉河旁见了最后一面,白居易长夜难眠,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含泪写下《潜别离》:“不及哭,潜别离;不及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白居易三十七岁之前没有结婚,而湘灵也是三十岁没有出嫁,直到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白居易已经五十岁,仍然和着泪水为湘灵写下《寄远》:“欲忘忘未得,欲去去无由。两腋不生翅,二毛空满头。坐看新落叶,行上最高楼,瞑色无边际,茫茫尽眼愁。”

  白居易记述他和湘灵的爱情,最动人的诗当是《长相思》: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

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

二月东风来,草坼花心开。

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

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

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

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

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

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

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

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正是怀着一腔对湘灵的爱情,才使白居易有所寄托,借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故事,写出了千古哀怨的《长恨歌》!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但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又有“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不朽佳句。其中饱含哀怜的深情,谁能说没有诗人自己的情感呢!我们在《白香山集》中不时可以发现诸如《寄湘灵》、《怀湘灵》、《寄远》、《感情》、《长相思》、《生离别》、《潜别离》、《旧梦》等等,写的都是与湘灵相恋、相别、相思之情。那么白居易是不是把自己的感情体验移入了《长恨歌》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把白居易为感念湘灵而写的《潜别离》与《长恨歌》的第三部分对读,不难发现有着明显的移情痕迹,甚至有些诗句和物件都打有白氏生活的印记,比如《潜别离》的“两心之外无人知”、“利剑斩断连理枝”等,与《长恨歌》的“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诸句,则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诗中写得最动人的地方多半都是作者自身恋爱悲剧的移情。正是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白居易在写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的时候,特别是写到两人的生死相别之后的那些大段大段地抒情描写,入骨三分,要把人的肠子都化了,一个没有类似情感经历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因此与其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写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倒不如说是写他与湘灵的!    

  《长恨歌》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如果说,白居易的创作灵感中有来自对湘灵的思念的话,那么,符离集这块风水宝地对中国唐诗的发展便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元793年,白居易跟随移官襄阳的父亲离开了符离集,诗人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年的春天,父亲就在襄阳官邸病故了。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当时,白居易无力安葬,只得把父亲的灵柩寄在襄阳城南,然后护送家人又回到了符离故居。白居易这一次来符离,度过了四个春秋。由于重孝在身,其间他和湘灵没有重温昨天的故事,但他和湘灵的恋情依旧,诗人的人品是高尚的。他把对湘灵的思念后来写成了千古名篇《长相思》已是不争的事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这首《长相思》和《江南好》奠定了白居易在词创作上的地位,他和李白同被认为是当仁不让的“词家之祖”。呵,宿州不仅是古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汉文化中“词”的发祥地!

  父亲去世,白居易家庭的经济情况变得非常困难,生活几乎艰难维持。可是,诗人在这样穷困的生活中,得到了接触人民的机会,使他真实而确切地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疾苦。他说:“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饿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则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他憎恨为官作宦的人们生活太奢侈了,想改变这一极不合理的现象。

  白居易后来之所以确立“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应该讲,与他在符离集的生活是分不开的。白居易在符离期间写下很多诗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邺弟妹》:“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这首诗读来十分亲切,好象听诗人叙家常一样,如怨如诉,有思有盼,感情凄楚而又热切。但诗人所言的决非个人或一家人的遭遇,而是想到了同时代人们的遭遇,对动乱不安的社会,表示了不满和痛恨。这首诗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一直为诗评家们所赞许。

  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据说他经常把自己的诗先念给不认字的老太太听,达到连老太太也能听懂的标准。王安石叹道:“世间好语,都被杜甫说尽,世间俗语,又被白居易说尽”,白居易还首开说理诗之风,像什么“草萤有耀终非火”之类的,直接影响了苏轼等人的诗风。其实,白居易请“老妪解诗”的良好诗风正是从符离开始的,淮北人的淳朴与率直接影响了白居易的写作风格。《观刈麦》反映了农民的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村居苦寒》表现了农村的穷,“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杜陵叟》哀叹农村的灾难,“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这些诗并非写于符离,但诗人的人民性则是少年时代在符离“天生地养”的!

  白居易的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等八个朝代。不论哪个朝代,白居易总是深切同情人民的,常在诗中自责自问:“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位“长恨歌主”的《秦中吟》、《新乐府》所表示的不畏权势的豪迈行为,奠定了他在古诗人行列中伟大而崇高的地位。《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但是白居易还是自豪地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莫怪气粗言语大,/新排十五卷诗成。”

  《秦中吟》之类的诗,确实代表了白居易少年的锋锐之气,扶正祛邪的高昂之志。但是这也造成了他仕途上的不顺。白居易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段时间连续被贬,使白居易的心情受到很大的打击,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

  就在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琵琶行》长诗,把自己和沦落为商人妇的歌女同提并论,一时间红袖青衫俱湿,开创了文人和商女惺惺相惜的先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值得一提的是,少年时代的白居易在符离生活期间,就曾听湘灵弹唱过琵琶。湘灵不是歌女,琵琶的演技肯定不如琵琶女,但湘灵的琵琶声白居易注定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江州司马的眼泪,到底为谁而流,到底为多少人而流,只有诗人自己最清楚。《琵琶行》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一唱三叹,不仅笔触细腻,感情也细腻,诗人以泪催泪,真情感人肺腑。《琵琶行》和《长恨歌》一样,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的人民性,除了在诗词歌赋上的表现外,还表现在他的“官品”上。这位“天堂刺史”的“诫厚敛”、“去杂税”、“均贫富”的主张,赢得了人民真心实意的爱戴。他在杭州任刺史时,聚工疏井,解饮水之难;修筑湖堤,以蓄水灌田。他还是做了大量的好事。在白居易任职期满离开杭州的时候,城内和四乡的居民,扶老携幼地来欢送他。有很多年岁高迈的老人,抓住马缰不放,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白居易却为自己替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而感到不安。后来,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简科条,均赋税”的新证,以事必躬亲的工作态度,同样使苏州人民受惠不少。公元826年,春天,诗人不慎坠马,把脚和腰摔伤了。这位五十五岁的老人感到已经力不从心,便主动休官,停职养病。诗人离开苏州与人民惜别的场面更动人。居民们抬着丰盛的酒席,带着乐队,给诗人饯别,有的人竟痛哭流涕,跟船舶送几十里远不肯回去。

  白居易的政绩虽然建在江南,也有我们符离的一份光荣,也是宿州人民的骄傲!像宿州人不会忘记白居易一样,白居易到老也没有忘记符离,没有忘记宿州。他在《朱陈村》的诗中详细记叙了符离附近的朱陈村“桑麻青氛氲”的生活景象:“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他在诗中记叙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虽然“十岁解读书,十五能属文。二十举秀才,三十为谏臣。”但还是“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平生终日别,逝者隔年闻。朝忧卧至暮,夕哭坐达晨。悲火烧心曲,愁霜侵鬓根。”因而诗人“一生苦如此,长羡陈村民。”他“长羡陈村民”,可见他时长忆符离!他在诗中说的“黄鸡”也许正是诗人年少时吃过的“符离集烧鸡”。在诗人眼里,他早已把符离集当作自己的故乡,因为这里有他的故居,有他的童趣,有他的学友,也有他的初恋!

  如今白居易生活过的古符离已经没有往日的繁华,一条清瘦破旧的古符离街道,让人无法使它和它过去的辉煌联系起来,街道两旁的人大都搬迁走了,寂寥地散住的人增添了这里的沧桑。那是一个让人怀旧凭吊、又有些旧时代痕迹的地方。濉河大堤上空遗下一座桥墩,桥,已经没有踪迹了,这是通济桥的遗址,它曾经是宿州市最古老的桥之一,据说建于隋唐,曾经是符离八景之一,当年诗人白居易经常站在桥上,看濉南平原的风光,并写下许多诗歌。现在物非人去,只有残败的桥墩,不住地诉说着过去。

  离通济桥遗址东百余米,是濉河和斜河呈丁字形交汇而形成的三角洲,传说三角洲那片芦苇掩映处,就是东菜园白居易的居所,但是那里是一片泽国水乡,一点遗址的痕迹也没有了。而一个崭新的符离已经在古符离北五公里的地方重新崛起,她以符离集烧鸡为第一品牌,已经成为全国百强镇之一。“东林草堂”不在了,“东林草堂”遗址还在,宿州的文人一直梦想着再建“东林草堂”,和这位唐代伟大的诗人在“东林草堂”“探讨”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不管历史怎样变迁,无论朝代如何变化,有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诗和诗人都是来自人民,人民永远是文学的主人,也是历史的主宰!

 

 

 

独对三春酌

 

独对三春酌

 

  在初唐诗人中,与宿州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数田园诗的代表人物王绩了。王绩(585-644),号东皋子,原降州龙门(山西曲沃县)人,性简放,隋末唐初诗人。隋大业年间(公元610左右),王绩“举孝悌廉洁,授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求为六合(隋置六合县在南京北)丞。”不久,他辞官不做,隐居在宿州符离北武里山(五柳山)中,结芦东皋自称东皋子,种黍酿酒,采种中药自用,闲时写诗著文。他在门前种了五棵柳树,那地方便被称为大五柳。王绩有《新园旦坐》为证:

林宅资余构,园亭今创营。接黍过半暑,从此近全生。

凿沼三泉漏,为山九仞成。草香罗户穴,茅茹结檐楹。

松栽一当半,柳种五为名。独对三春酌,无人来共倾。

  诗中明确告诉我们,他在大五柳这个地方从新“创营”了自己的“新园”,不仅在住宅周围栽了当半的松树,还种植了五棵柳树。正因为是新园,没有熟人,没有朋友,只能“独对三春酌”。大五柳现在已经是省级著名风景名胜区,其地名正是缘于王绩这首诗。五柳风景区,以龙泉湖为中心,总面积35平方公里,这里以“山青、水秀、洞奇、泉灵、稻香”而闻名,景区南、西、北三面环山,植物种类繁多,气候宜人。山清,是因为水滋润了山,五柳风景区南、西、北三面环山,顺次有壮马山、塔山、雏凤山、金盆山、鱼山、龙顶山等,植被丰富,山色葱郁;水秀,这里矿泉水丰富,著名的有呵泉、龙泉、珍珠泉、莲花泉等奔涌不息。龙泉湖中,镇头水库内,碧波荡漾、水质甘甜、岸边垂柳、龙柏、雪松相托,景色非常秀丽;洞奇,龙泉湖景区的盆山洞内石笋、石柱千奇百怪,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稻香,景区内优秀的矿泉水润育了著名的夹沟香稻米,香稻米的历史没人说得清楚,素有“一家煮饭十家香,十家煮饭香满庄”之誉,宋代到明、清历代,香稻米为皇宫“贡米”。

  自古道:“山川重名贤”,名贤也重山川。初唐诗人王绩在五柳结庐而居,而且长眠在这里,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骨子里流淌着诗人血液的王绩在身处乱世的隋代做不好官,即使身处盛世,他仍然对做官不得要领。唐高祖武德初年,他受征召,以隋代遗老身份待诏门下省,再次踏入仕途,但似乎没有什么政绩。太守贞观年间,他终因“不喜拜揖”、喝酒成疾被罢官,返回五柳东皋茅屋中。时太乐署史焦革以能酿美酒而闻名,王绩遂请示为他做事,专门研究酿酒方法,焦革死后,王绩叹道:“天不使我酣美酒邪?”弃官再次隐居东皋,以诗酒自娱。王绩特别崇拜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刘伶正是宿州人。他依照刘伶《酒德颂》的风格格式创作了美文《醉乡记》,他还写过一本《酒经》。王绩说:“每一甚醉,便觉神明安和,血脉通利,既无忤于物,而有乐于身,故纵心以自适也”。认为饮酒有无限的好处。由于过于贪杯,王绩体质日益见衰,预知寿终在即,遂自作墓志。吩咐眷属死后节俭葬于武里山下,终年五十九岁。

  灵山自有知音。五柳是王绩最为眷恋的地方。“故乡行处是,虚室坐间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五柳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每当生命失意之时,他都会回到这里,在这里疗养身心的创伤,享受山川的呵护。他在这里种黍禾、在这里酿美酒、在这里养养凫雁、在这里写写诗文、也在这里“乘牛经酒肆”,留连盘桓。“横裁桑节杖,直剪竹皮巾。鹤警琴亭夜,莺啼酒瓮春,颜回唯乐道,原宪岂伤贫?”便是他的生存写照。灵山秀水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也最终使他一洗自齐梁以来淫靡浮艳、富丽呆板的诗风,以其平淡疏野,清新朴素而拔出流俗,成为开风气之先的诗人。

  创作于五柳山中的律诗《野望》便是王绩的代表作。唐初五言律诗还相当罕见。自魏晋建安时代到南北朝,逐渐讲求诗歌的音律,至沈约、庾信提倡诗歌的音韵,律诗就已蕴酿着了,及至初唐的沈全期、宋之问“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律诗遂以定型。而早于沈、宋数十年的王绩已经在当时就写出了《野望》这样成熟的律诗,足见他对唐代五律的形成有一定贡献。

东皋薄暮望, 徒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 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 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 长歌怀采薇。

  《野望》借秋日傍晚的山野景色,抒发隋唐易代的感触。作者虽已过着隐居生活,但反映在这首诗里的思想感情却透露出彷徨无依的苦闷。这种思想感情借山野秋景,在闲逸的情调中流露出来:薄薄暮色之中,诗人兀立在东皋之上,举目四望,一种莫可明状的孤寂无依的愁绪涌上心头,层层树林已染上萧瑟的金黄的秋色,起伏的山峦惟见落日的余晖,牧人驱犊、猎马带禽,这是多么宁静、开阔、美丽的画面。但在此时,诗人突然想起了自己“相顾无相识”的漂泊、和壮年归隐的苦闷。

  自屈原、陶渊明之后,归隐田园是古代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一种生命情怀,也是士大夫独善其身的手段。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动辄得咎,更有权臣屑小勾心斗角,仕途凶险,瞬息万变。这种情况下,进固然能建功立业,流芳百世,但是“进不入”时,只能退而独善其身。进与退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矛盾的而又普遍的精神追求,田园之乐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家园。

  有学者认为这首诗是王绩在家乡所作,而东皋是他家乡绛州龙门的一个地方。这是学者的谬误。其实,王绩在家乡是难以隐居的,王绩的家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赫赫有名的太原王氏,这支王氏族人从春秋战国时开始,历秦、汉、三国到魏晋南北朝,英才俊杰,层出不穷,簪缨相继,代不乏人,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至王绩时,王氏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绩的哥哥王通学识渊博,抱负远大,常以历史上的周公、孔子自许。他像孔子一样广收门徒,相传跟从他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河汾之地,常年有数百人,他因此成为一代儒林宗师。后人对他的评价很高,如唐末著名学者皮日休就曾指出,可继孟氏者“唯文中子王氏”。这样的家族背景下,王绩想在家乡终日烂醉,是不会被亲族所容的。王绩想隐居,只有离开家乡,到没人认识的地方。这一点,在王绩《自撰墓志铭》中得到了证实:

  “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人或问之,箕踞不对。盖以有道於已,无功於时也。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起家以禄位,历数职而进一阶,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於是退归,以酒德游於乡里,往往卖卜,时时著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据。乡人未有达其意也。尝耕东皋,号东皋子,身死之日,自为铭焉。曰:

  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院止三迳,堂唯四壁。不知节制,焉有亲戚?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无思无虑,何去何从?垅头刻石,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对长松。

  《自撰墓志铭》讲述了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心态,“不知节制,焉有亲戚”句揭示了王绩远离亲戚,唯酒唯亲的境况。光绪年间编纂的《宿县志》也有五绩在宿州龟、蛇二山采药的记录,从一个角度佐证了王绩在皖北大地生活的记录。

  那么东皋究竟在哪里呢?据考证,在五柳风景区的塔山东麓,龙泉池畔。皋,指水边多曲折的高地,古汴河岸边的灵璧张氏园,也因为地处高阜,广种兰草,取名兰皋园,苏轼曾撰文《张氏园亭记》以记一时之盛。由此可见,《野望》写于宿州大五柳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大五柳的风光美,王绩的诗更美。但是宿州美丽的田园风光并不能填补诗人心中的孤独,他只能徒倚野望,长歌怀薇。也正是诗人这种孤独的凄凉和田园风光的秀美所形成的反差,才使得《野望》成为千古绝唱。

  在孤独中饮酒,在饮酒中写诗。是王绩晚年在宿州生活的写照。“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他的《醉后》诗表达了他随意淡定的人生观,也抒发了他孤独状态下的乐观精神。他和太白一样,做诗是需要乘着酒兴的。越是醉酒,诗越是写得好,豪情美酒显风流!然而《独酌》却流露出几分孤独的苍凉:“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酿酒,时向竹林倾。”这就是饮酒中写的诗和醉酒后写的诗情绪上的差别。竹林倾酒哪有乘兴长歌潇洒!

  虽然“独对三春酌,无人来共倾。”但可以弹琴自乐。这位五斗先生弹得一手好琴,他改编的琴曲《山水操》就流韵五柳的山光水色。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政府准备在龙泉湖景区修建王绩“东皋草堂”,把王绩诗文以碑林形式展现,修建“醉乡亭,修复王绩墓。同时修建景亭分别纪念白居易、韩愈、皮日修等唐代大诗人,不仅因为他们的文学建树已经彪炳史册,实在还有一份浓浓的乡情!

 

 

 

 

黄土一堆掩诗魂

 

黄土一堆掩诗魂

 

  宿州北部濉河平原是千里淮北平原的一部分,这里绿水青山,芳草萋萋,历史悠久,环境宜人。古老的濉水滋润了这片土地,也留下了令人骄傲的历史。仅仅唐代,就留下了一段辉煌:白居易早年在这里生活多年,韩愈中年在这里生活多年,而初唐诗人王绩更是自作墓志,将骸骨埋葬在这里。生活多年,晚年埋葬于此的还有晚唐诗人皮日休。他们相继在这片土地上璀璨、辉映,使这片土地在整个唐代,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荣光。

  皮日休墓,在宿州城东北40余里的顺河集北、濉水之滨,距离顺河乡政府约1公里。如今年代久远,已近倾圮,但石门尚存,题曰:皮日休之墓。

  皮日休:(834—902?),字逸少,后改袭美,早年住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醉士、酒民、间气布衣、醉吟先生。襄阳人(今湖北襄樊襄阳区)。晚唐时期著名文学家。

  皮日休出身贫苦家庭,但是他人穷志不穷,早年即志在功名、佐王治,追踪房玄龄、杜如晦的事业。为了这一志向,他身在四方,先后出游于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最后到了京都长安。在长安应试进士举不第,他又南行到寿州,在那里寓居求学。唐懿宗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登进士第,这一年,他已经33岁。次年,他东游至苏州。咸通十年(869年),为苏州刺史从事,在苏州“帮闲”期间,他认识了另一位晚唐诗人陆龟蒙,两人结成好友,相互唱和。皮日休与陆龟蒙的唱和之作多达六百多首,多讥讽时政,“一篇相投,动辄千数百言,其诗才之富赡挺拔,可以想见”,当时诗坛以“皮陆”称之。

  此后,皮日休进京做了太常博士,再被迁为毗陵(今江苏常州,一说江苏武进)副使。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的农民起义军队伍下江浙,皮日休当了黄巢的幕僚。这一年,他四十岁。黄巢起义军经过南征北战,进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年号金统,授皮日休为翰林学士。

  由于黄巢内部分裂,起义军十五万大军没有抵挡住李克用四万唐军骑兵的进攻,只好退出长安,转战淮河中游地区。公元884年,黄巢军在山东狼虎谷被李克用军队包围,黄巢自杀。皮日休脱逃于败军之中,先至吴越投奔钱僇,后于大中末年(859年),移家宿州之符离,晚年病卒符离。

  因为皮日休做过黄巢的官,成为乱臣贼子,新旧《唐书》均不为他立传,现存皮日休诗文,都作于他参加黄巢起义军以前。所以,关于皮日休后来的结局,历来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认为,黄巢怀疑皮日休在赋文里讥讽了自己,遂被黄巢处死。孙光宪《北梦琐言》、钱易《南部新书》、辛文房《唐才子传》等文集,及《全唐诗小传》支持了这一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黄巢兵败后,皮日休因为做过黄巢的官,而为朝庭所不容,被唐朝廷所杀。

  一种说法认为,皮日休在黄巢兵败中阵亡。

  一种说法认为,皮日休在黄巢兵败后并没有死。尹洙《河南集》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则称“日休避广明之难,奔钱氏。子光业,为吴越丞相。生璨,为元帅判官。子良即璨之子”。陆游《老学菴笔记》也认为皮日休避广明之难,奔于吴越,并无陷巢被诛之事。

  后一种说法较有说服力,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如近人缪钺在《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一文中认为“皮日休为黄巢所杀,或为唐代统治者所杀诸种说法均不能成立,而逃奔吴越,依靠钱镠,乃是皮日休的结局”。

  其实,在《五代史补》卷一“杨行密钱塘侵掠”条,可以找到皮日休没有死的依据:天复二年,田頵围攻钱塘时,皮日休犹在钱镠幕中,此时黄巢已死十九年,可知黄巢没有杀皮日休。

  学者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基本同意缪钺的看法,并补充了一些材料,进一步证明缪钺的论点可信。他认为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黄巢兵败后投奔吴越,后来又离开了钱镠,流寓于安徽宿州,过着一种淡泊清闲的生活,最后死葬在宿州。旧《宿州志》说皮日休流寓宿州以终,墓在濉河北岸(《宿州志》),佐证了这一说法。

  鲁迅对皮日休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辉的锋芒”。的确,皮日休没有因为生在那个“泥塘”一样的晚唐而失去本身的光芒,也没有因为统治阶层的封杀而失去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他被后人称作是“咸通间的诗史作家,”是“晚唐诗歌最后的璀璨。”

  皮日休是我国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无论在政治上、文学上都能与时俱进,乐为人民鼓与呼。

  皮日休在晚唐国势衰败、政治腐败、国家政权摇摇欲坠之时,作为一个有志青年,他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一个思想者,他对当时封建统治下的黑暗政治,具有敏锐的认识。他认为:“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又说:“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鹿门隐书》)所以他肯定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国君如“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原谤》)。并指出孟子并不否定商汤、周武王的推翻当代暴君,“古之士以汤、武为逆取者,其不读《孟子》乎?(《请孟子为学科书》)”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写出许多深刻揭露黑暗现实的政论同时,他身体力行地参加了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不敢的“犯上作乱”的农民起义,成为“贼”成为“异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胆识和胸襟。

  可惜的是,他个人的声音与行为,在当时的现实“大旋涡里”,是无力的也是渺小的。皮日休这种乱世之中的济世情怀,是英雄本色,也是他在“泥塘一样的晚唐”里的不幸和无奈。

  皮日休说:“昔者圣贤不偶命,必著书以见志(《九讽系述序》)”他的文章重视美刺,反对浮艳,以为“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今之所谓乐府者,唯以魏、晋之侈丽,陈、梁之浮艳,谓之乐府诗,真不然矣”(《正乐府序》)。皮日休与杜荀鹤、聂夷中的诗作继承了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传统,把文章当讨伐黑暗腐败的檄文一样写。领袖了晚唐的“新乐府运动”。这与白居易诗论的精神相通。

  早年的辗转流离,加上后来的黄巢兵败,给皮日休带来了生命的坎坷。但是经历了沧桑事变的皮日休隐居宿州,他的精神并没有隐居,在他生命的后十多年,美丽的濉河平原养育了他,呵护了他的创伤,也启迪着他给了他无尽的创作源泉。他的思想变得更加敏锐而深邃,正像淬炼过火的投枪与箭镞。他在宿州作的《汴河怀古》诗是这一时期皮日休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就是说,隋朝虽然亡于运河—之役,可是毕竟还是修通了绵延4000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假如没有当年隋炀帝铺张奢糜巡游江南的事,那么隋炀帝的功绩和大运河给后世所带来的利益,甚至可以和治水的大禹相提并论了。古人颇具辩证色彩的评价,不仅道出了隋炀帝的功过,也指出了大运河的开凿虽劳民一时,但利在后代、利在民族的客观事实。这是一种全新的观点,身为唐朝子民,敢为隋炀帝翻案,皮日休算是胆子大的,有点狂的味道。他的《汴河怀古》另一首,同样充满了对汴水的称颂——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值得宿州人骄傲的是:对皮日休影响最大的白居易和韩愈都曾长时间生活在宿州,生活在皮日休隐居的濉水之滨。同一块土地生活,给平素就喜欢白、韩的皮日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同声相求同气相吸”,徜徉于白、韩生活过的地方,凝想大诗人的作品,皮日休一定得到过许多来自前辈的信息。

  实际上,无论从思想上和风格上,皮日休都继承了白、韩的衣钵。

  皮日休的文章。他的诗,包括两种不同的风格。

  一种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传统,思想犀利,语言平易近人,皮日休有《七爱诗》,其中之一写白居易,从为人、为官、为诗、为文各方面都对白居易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诗歌创作,自然受白居易影响较深。和白居易一样,皮日休也试图使诗成为谏书奏章,并且仿照白居易的新乐府作《正乐府十首》等诗,期望王者从中“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正乐府序》)。其中如《橡媪叹》写农妇的苦辛,《贪官怨》写贪官污吏的狠毒与无能,矛头都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一类诗有白居易诗的那种简朴的语言和平易的形式,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他同情人民、抨击暴政的态度。

  皮日休的散文可以看出韩愈的影响,语言犀利,注意层次和节奏的变化。尤其短文,常写得简洁而有力。如《鹿门隐书》: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每层两个完整句,以合于理想的“古”与黑暗的现实相对照,文字简洁凝炼,把内心的愤怒与感慨充分地表现出来。另外如《相解》,通过相工以“类禽兽”为富贵之相的现象,引申出对人世种种不平的感慨,隐含了对富贵者很尖刻的讥刺。全文层层推进、转折,句式与节奏也随之变化,造成一定的气势。

  在宿州,皮日休还写了不少歌咏宿州风物的诗,《寓宿州和陆鲁望(陆龟蒙)白菊诗》就写得很美——

已过重阳半月天,琅花千点照寒烟。

蕊香亦似浮金靥,花样还如缕玉线。

玩影冯妃堪比鲜,炼形萧史好争妍。

无由摘句牙箱里,飞上方渚赠列仙。

  皮日休长眠于宿州埇桥,长眠在濉水之滨。黄土一堆掩诗魂,宿州人不仅安抚了皮日休凄惨的晚年,而且把诗人的作品融入了地域文化的精神家园,世世代代传了下来。如今,埇桥区人民政府对皮日休墓的整修与保护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他和白居易、韩愈、王绩一样,都将永远活在宿州人的心中!

 

 

 

月明浸疏竹

 

月明浸疏竹

 

  扶疏亭在埇桥区政府院内,位于宿州古城墙之上,是一处为保护苏轼墨迹而专门修建的亭阁,曾为宿州八景之一。苏轼是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他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风流千古,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巨匠。“生不愿封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他的学生秦观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他的政敌王安石感叹。扶疏亭历代几经毁建,现又重修,五间殿堂为古式建筑,中堂高两侧低。其建筑风格未必独特,但因为见证着苏轼与宿州的一段情缘,而成为享誉皖北的名胜。

  扶疏亭格调古雅,殿堂匾额题名三个镏金大字熠熠生辉。殿堂内西墙壁上镶嵌着三方青色石碑格外醒目:两方为铭文碑,一方为诗画碑。这方诗画碑最为珍贵,它是扶疏亭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诗画碑长约1米,宽约0.7米,镌刻墨竹和东坡五言诗四句。诗曰:“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冷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诗后有“和太白句也”的跋,下款署“东坡居士”。墨竹枝叶扶疏,形态清逸,仿佛浸润着如水月色,仿佛沐浴着春月暖风。  

  临亭小憩,面碑怀古,墨竹及题诗,让人不禁想起激扬千古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想起铁血天下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想起柔情似水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品味着谦虚劲节的“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

  扶疏亭建筑年代久远,可以追溯到宋代。据明代《宿州志·古迹志》记载:“东坡守徐时,遗墨竹一本于宿,好事者刻诸石,构亭贮之,名曰扶疏,元季毁于兵,明弘治间宿州知州曾显,追寻旧刻,得残碑两块,构亭以复其旧。”

  根据这一记载,扶疏亭建于苏轼就任徐州知州期间,旧宿州志都依从了这一说法。其实,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苏轼知徐州,是在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二月,这时的苏轼还没有给自己取号“东坡”,他给自己取号“东坡”,是在三年以后的元丰五年(1082年)春,谪居黄州时。并且墨竹碑上所题的四句诗,是苏轼从黄州被召还任汝州团练副使,路经江州所作,依此推断墨竹碑还应晚于此时。

  墨竹碑和扶疏亭既然不是建于苏轼任徐州知州时,那么建于何时?又是谁建造的?墨竹图又是赠与何人呢?关于这一点,目前尚没有确切的考证。

  有学者认为:墨竹是苏轼元丰八年(1085年)所赠,赠予了一位姓杜的宿州知州。根据学者考证,当年正月,苏轼经泗州返京,经过宿州,受到了杜宿州的盛情款待,杜宿州不仅陪同苏轼骑马春游,而且一起欢度了华灯竟放、仕女如云的元宵佳节,友情使苏轼感到兴奋也感到温暖,而宿州的“温柔”也让苏轼感动,于是,性情中人苏轼饱蘸激情,挥笔写下了《南乡子·宿州上元》一词,并赠给了杜宿州:“千骑试春游,/小雨如酥落便收。/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白酒无声滑泻油。/飞火乱星球,/浅黛横波翠欲流。/不似白云乡外冷,/温柔!/此去淮南第一州。”

  此后的一段时间,杜宿州仍然关注着苏轼的前途命运,当年十月二十日,苏轼被召还京任礼部郎中,杜宿州闻讯,去函祝贺,十月下旬,苏轼复信《罢登州谢杜宿州启》对杜宿州的热情好客深表感谢,说:“桑榆晚景,忽蒙收录之恩,山海名邦,得窃须臾之乐,自非明哲,少借余光,内自顾其疏,必难逃于旷散,此盖某官高风肃物,雅亮应时,既恺悌以宜民,亦儒雅而饰吏,每假齿牙之论,曲成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奚既。”可见苏轼在宿州的这些天,两人相处融洽,并结下深厚的友谊。依理推断,作为一代文宗的苏轼,其“雅性”大发,自然不会仅写一首诗而已,应该还留下了他的其他得意墨宝。苏轼赠墨竹及题诗应在元丰八年以后杜宿州在宿州任期内。

  至于建亭,当在北宋元祐年间,即公元1086年以后。此时神宗薨,哲宗即位,苏轼先是任礼部郎中,后又调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逐渐得到重用。此时杜宿州任期将满,出于对苏轼人品文品的双重敬重,杜宿州离开宿州之前,在宿州建亭,将苏轼之墨竹及题诗刻于石上,立于亭中,名曰:扶疏。

  苏轼门生晁说之的文章为这种推断提供了佐证。晁说之(字以道,元丰五年进士)元祐四年到绍圣元年(公元1090年至1095年)任宿州教授,与苏轼交谊甚笃。他在《嵩山文集·刑惇夫墓志》说:“东坡贬英州,道符离,予见之。”在《嵩山文集·砚铭》说:“东坡初谪岭表,道扶疏园,遗此研宝”。这证明在北宋,宿州城内已经有扶疏园,扶疏亭建于园中。

  墨竹碑题诗是苏轼《和李太白并序》的前四句,作于元丰七年(1084年)五月,是一首依韵唱和李白诗歌之作。诗与序的全文如下:

  李太白有浔阳紫极宫感秋诗,紫极宫今天太观也,道上胡洞微以石示予,盖其师卓玘之所刻。玘有道术,节义过人,今亡矣。太白诗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韵。玉芝一名琼田草,洞微种之七八年矣,云更数年可食,许以遗余,故并记之。

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冷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

流光发永叹,自昔非余独。行年四十九,还此北窗宿。

缅怀卓道人,白首寓医卜。谪仙固远矣,此士亦难复。

世道如奕棋,变化不容覆。惟应玉芝者,待到蟠桃熟。

  从离任徐州知州后的的数年间,苏轼因文字狱发生了“乌台诗案”入狱,经营救赦免,仕途上却屡遭排挤,先后流徙于湖州、黄州、汝州,此诗反映了苏轼经过数年贬谪生活之后,恬淡达观的心情。

  关于“乌台诗案”,也与宿州这块土地有着密切的关联。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改任湖州,途经宿州灵璧时,游张氏兰皋园,大为赞赏,作《灵璧张氏园亭记》。兰皋园为宋仁宗时殿中丞张次立的庄园。在苏轼笔下,兰皋园真是太美了:修竹茂密,乔木葱郁。引汴水建池塘,凿奇石堆假山。蒲苇莲菱,让人联想起江南的秀美;椅桐桧柏,让人感觉到山林的神韵;奇花异草,让人回忆起京、洛的繁华;高堂大厦,又有吴蜀之地建筑的精巧。园中深广可以隐居,出产丰饶可以养家。瓜果蔬菜可以馈赠邻里,鱼鳖新笋可以招待来自远方的宾客。如果仅仅赞美张氏兰皋园,也许悲剧不会发生,问题出在诗人联想太多。他在文章中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意思是古代的君子,不是一定要做官,也不是一定不做官。一味追求官位就容易忘掉自我,而过分看淡做官就容易忘掉国君。就像饮食一样,自己感到适意就行了。往往居于乡野的人安于现状不愿外出做官,有违亲情;外出做官的人呢却贪图利禄苟且偷安,从而受到人们的讥讽。文末流露出他个人的生活理想:“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灵璧,鸡犬之声相闻,幅巾杖屦,岁时往来于张氏之园。”体现了苏轼心胸豁达、随遇而安的天性。但是时过不久,这篇文章却成了政敌弹劾他的口实之一。元丰二年七月,李宜之上书皇帝,说苏轼写这篇文章“是教天下之人无尊君之意,亏大忠之节”,“废为臣之道”。加上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对苏轼诗文断章取义,大肆诬陷,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苏轼是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被人指称为影射皇帝,“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20多人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号为“朝夕乌”。因此,后人将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被捕后,其家眷从湖州返京途中,到达埇桥时,官兵把苏家所乘船只团团围住,并上船搜取苏轼的“罪证”,苏轼的妻子认为都是写书惹的祸,气骂道:“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于是“悉取烧之”。苏轼出狱之后,整理书籍时发现“已十亡七八矣”。这不仅对于苏轼个人,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都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从某种角度上说,“鸟台诗案”是因为苏轼对宿州这块热土眷恋太深,深到可以推心置腹、披肝沥胆的程度!

  苏轼与埇桥结缘的纽带当首推汴河。隋炀帝于公元605年下令开挖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经黄河入汴水,再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故运河主干在汴水一段,习惯上也呼之为汴河。唐宋时期汴水成为当时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因此沿汴城镇都得到很大发展,埇桥就是当时舟车交会、帆樯如林、商旅云集的重镇之一。苏轼多次从汴河往返经宿州,与友人酬唱宴饮,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

  苏轼笔下第一次提到宿州,是熙宁十年(1077)四月,乘船到徐州赴任,途经宿州,教授刘泾写诗相赠,苏轼次韵答之,诗为《宿州次韵刘泾》:“我欲归休瑟渐希,舞雩何日著春衣。多情白发三千丈,无用苍皮四十围。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华亭鹤自飞。”其弟苏辙与之同行,也有答诗《次韵宿州教授刘泾见赠》。苏轼后来还邀请刘泾到徐州相聚,并写诗劝勉刘泾“吟诗莫作秋虫声”。

  苏轼任徐州知州时,于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曾亲自带人在萧县白土镇勘探发现煤矿,为淮北地区煤矿开采的发端。当时柴草奇缺,煤炭的发现,使徐州官民欢欣鼓舞,苏轼特赋诗《石炭(并引)》以记之。埇桥县有朱陈村,唐朝初年民情淳朴,安居乐业,白居易有《朱陈村》诗记其事。后人根据诗意画有《朱陈村嫁娶图》。苏轼从友人陈季常处看到这幅画,感叹因天灾重赋,朱陈村已经世风日下,民不聊生,远非画中所描绘的情景。于是提笔写道:“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哪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可见苏轼深为农民负担沉重、官吏作风粗暴而忧心。

  苏轼还与宿州修城、灵璧建县有过一段渊源。元佑七年(1092)九月,苏轼由知扬州军州事改任兵部尚书,回京赴任途经宿州。当时宿州知州周秩向朝廷申请修筑宿州外城,需耗资一万九千余贯、动用人力五十七万余工、为时五年之久。苏轼了解到宿州修筑外城,是因为“宿州豪民多有园宅在外”,故“煽谣此说”。为少数豪民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苏轼认为“有大害而无小利”,乃极力阻止。此时恰逢灵璧由镇建县,费用需摊派到百姓头上,苏轼认为不妥,因此给朝廷上《乞罢宿州修城状》,建议停建宿州外城,从朝廷已经下拨的一万贯建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灵璧建县,不再向百姓征收钱物。所幸这项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他为宿州和灵璧百姓做了一件好事。苏轼之所以为苏轼,宿州留下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注释。我们从这注释中感受苏轼,已经看到他目极八荒的气度、海纳百川的胸襟、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针砭时弊的勇气。他是才华盖世的文学家,也是光芒四射的思想家,更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扶疏亭里诗画碑上苏轼的诗虽然只是依韵唱和之作,但是可以看出,诗人对自己的这首诗,尤其是前四句诗是相当满意的,他专门为这四句诗创作了竹叶扶疏图,并把它送给了挚友。须知,诗书画全才的苏轼,对竹子有独到的理解,对画竹子格外得擅长。

  苏东坡出生在竹之乡,在竹的姿影中长大,他一生崇尚竹子高风亮节,他高超的才华,他身上浪漫诗人和坚贞斗士的胸襟气概,通过笔墨在竹的形象中获得淋漓的展现。他的名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道尽了他酷好竹子和依竹而居的心境。

  他喜欢竹也善于画竹,有关他画竹的轶闻趣事很多:熙宁年间东坡任徐州太守。一天,东坡在几位朋友面前提笔画竹二枝,东坡兴致颇高,不无得意地对朋友说:“看,怎样?”其中一位徐州儒学答道:“我乍看这竹,像学士立身许国,劲挺不移;再细看,它们疏枝结叶,则像学士驭事爱民,间密以济。”东坡爽朗地笑着,说:“先生所言,确为精鉴。”说罢卷起那幅墨竹,赠给了儒学。名作遇到赏家,如同千里马见了伯乐,幸得其所。

  《六砚斋笔记》记载了东坡的一位文友目睹东坡画竹的潇洒场面。东坡边饮酒,边讲述游赤壁的经过,酒酣兴浓当儿,文友向东坡提出想要墨竹的请求,东坡乘兴应允。于是文友捧砚,东坡慨然挥洒。须臾之间画成,文友得此墨竹,喜不自胜,他形容那墨香中腾飞而出的作品:“竹若紫凤回风,石如白云出岫,书则豪放跌宕,如快马斩阵,而步伍自存。”这描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轼为杜宿州画竹的情景。

  当然,人们更普遍熟知的,是东坡从画竹中体会的经验,后来凝结为一句成语叫“胸有成竹”。他说:“故画竹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

  “彭门太守清虚谱,埇上君侯卓异图。”扶疏亭上,得意诗与拿手画珠联璧合,成为一幅不可多得的墨宝。有趣的是,扶疏亭上的墨竹碑题诗,是苏轼依韵唱和了李白的诗,而苏轼的唱和之作又一石击起千重浪,引起了宋代诗人黄庭坚、刘克庄、谢枋得等名家高手的络绎唱和,成为当时文坛一段佳话。

  不仅如此,扶疏亭栉风沐雨历越千年,历代吟咏扶疏亭的诗、文不绝如缕,文人骚客,登临抒怀,“疏影半宿犹啼鸟,清风千载韵悠悠,而今也有徐州牧,送竹何人到宿州?”苏轼和竹子的精神气质品格情操滋润了一代代文人雅士。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曾经数十次踏足宿州,留下了众多的行踪和丰富的美文,也留下了这么一座竹风诗韵的扶疏亭,扶疏亭见证着苏轼与宿州的缘分,也为宿州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宿州人值得骄傲、也应该永远珍藏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附录: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何处闻秋声,萧萧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懒从唐生决,羞访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散,世道有翻覆。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

  黄庭坚和诗:不见两谪仙,长怀倚修竹。行遶紫极宫,明珠得盈掬。平生人欲杀,耿介受命独。往者如可作,抱被求同宿。砥柱阅颓波,不疑更何卜。但观草木秋,叶落根自复。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苏李,蟹肥社醅熟。

  刘克庄诗并序:至紫极宫,诵李白诗及坡、谷和篇,因念苏、李听竹时各年四十九,己今五十九矣,遂此其韵。曰:翰林两仙人,偶来听风竹。萧萧玉千竿,采采绿一掬。少时负不群,中岁乃见独。嗟余长十年,所至恋三宿。径当还笏归,奚俟揲蓍卜。夜郎与憺耳,老大费往复。宜州殿其后,路险车又覆。山中采芝去,舍下炊粱熟。

  谢枋得诗:雨歇月明松,天碧光入竹。好怀一时开,乾坤清可掬。相携尘外游,此乐岂我独。扫开松上云,恐有鹤来宿。爽气逼斗牛,何待蜀仙卜。独怜天心劳,千岁几剥复。沧海有红尘,不见虚舟覆。问信安期生,何年枣当熟?

 

 

 

《大地》撒下的珍珠

 

《大地》撒下的珍珠

 

  是的,这是大地撒下的珍珠,或者说撒下珍珠的大地。属于宿州的这片大地,古老而又神奇。历史的战火没能烧焦它,满目疮痍没能刺痛它,依然能撒出珍珠来。其实,在宿州大地上撒下珍珠的是一个女人,一个美国女人,那个女人的名字叫赛珍珠。她在宿州这片土地上,深入了解中国农民的苦难,写出的长篇小说《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哦,属于宿州的《大地》!哦,曾经的宿州人赛珍珠!

  赛珍珠,原名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1892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父母亲均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才三岁,父母就“含”着这块珍珠到了中国。她在江苏镇江长大,当她的父亲把基督教义传播给中国人的时候,而中国的古文明正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女儿。赛珍珠从小就和中国孩子一样,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学“四书”、背“五经”、听三国的故事,听水浒的故事。这些知识启蒙对于她以后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5岁时,她进上海英国人办的寄宿学校念书。有人说赛珍珠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的中国名字,也许名妓赛金花在她心目中有着特殊地位,也许她叫赛珍珠与赛金花压根就没有关系。17岁时,赛珍珠回到美国进入弗吉尼亚州伦道夫一梅康女子学院攻读心理学,毕业后在美国过了一段短期的教书生活后又来到中国,在镇江一所教会学校教英文。1917年,赛珍珠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夫妻俩1918年来到安徽宿州。美国教会在宿州创办了“福音堂”,“启秀女子小学”和农业科学实验部(简称“农科部”)。约翰-洛辛-布克在“农科部”任农艺师,赛珍珠在“启秀女子小学”任教师。赛珍珠于1922年开始写作,初次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作品。1925年她再度回国进康奈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来到中国,并开始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

  1931年,她的畅销书《大地》在美国约翰一戴公司出版。这本书的发行使她成为名噪一时的畅销书作家。《大地》也于第二年获美国普利策奖。这部小说系她的代表作品《大地上的房子》三部曲之一,其他两部分别是写于1932年的《儿子们》和1935年的《分家》。

  《大地》描写了一个叫王龙的中国农民的发家史:农民王龙和她的妻子阿兰,凭借勤劳坚韧,与贫穷和天灾作斗争,逐渐发达,营造了一个四代同堂的幸福家庭。在小说《大地》中处处可以看见宿州农民生活的场景,书中人物的衣着言行、生活用具以及茶馆、古塔、土地庙、蝗灾水患,大都留有20世纪30年代宿州的痕迹。

  赛珍珠住所离宿州南关很近,她进出城总要经过门洞和“瓮圈”(内外两道城门之间空敞的地方叫瓮圈),城门和“瓮圈”下既防雨又防晒,常有小贩们叫卖瓜果或毛巾袜子等物。《大地》写王龙把丫环阿兰从黄大户家里领出来,在城门洞里卖桃子,这情景正是宿州生活剪影。

  《大地》还写了黄姓大户。当时宿州城内确有黄姓大户,是宿州三大富户之一,拥有前街后街房舍百间,乡间有良田数千亩。赛珍珠在宿州时,正值黄家渐衰。黄氏家族的黄子厚笃信基督教,是教会的一名长老,与赛珍珠及其传教士都有交往。黄子厚把自己的部分房舍借给教会学校,还在西门口街上开设了宿州独家中西食品店,赛珍珠是这家食品店的常客。

  不了解赛珍珠的人往往有这样的困惑:赛珍珠在中国度过了近40年,而在宿州仅仅生活了不到5年,包括《大地》在内的许多重要的作品,都带有宿州这片土地的印痕,为什么赛珍珠对宿州难以忘怀呢?

  赛珍珠了解农民,也了解宿州大地,源于布克的婚姻。也就是说:正是与布克的婚姻,使赛珍珠走向宿州农民,走向中国大地的纵深!

  丈夫布克是从事农业科学的,这就使他必须与土地密切接触,并与农民交朋友。作为新婚妻子,对丈夫的爱和对丈夫事业的支持,使赛珍珠义不容辞担当了丈夫的助手,和丈夫一起深入农民中进行农业调查。这使赛珍珠开始走近最底层的中国人,也是日后她最喜爱的一群人——中国的农民。这一生活经历,成为赛珍珠日后写作《大地》三部曲最重要的材料来源,是宿州诞生了作为作家的赛珍珠!

  赛珍珠也对成就了她的宿州和宿州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在《自传》(My Several Worlds)里,以饱蘸感情的笔触说道:“在南徐州(安徽宿州)居住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了解那些住在城外村庄里的穷苦农民,而不是那些富人。穷人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钱赚的最少,活却干的最多。他们活的最真实,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欢笑和泪水。走访农家成了我自己寻找生活真实的途径。在农民当中,我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

  赛珍珠深为宿州农民的淳朴、善良和顽强所感动,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农民说话,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怪诞的著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地出现。”这就是赛珍珠创作《大地》和其他有关我国农村生活的作品的初衷。

  赛珍珠融入了宿州生活。阳春三月,她和布克或骑脚踏车,或坐轿,到乡村踏青观农;夏天到来,豆棚瓜架和浓荫树下,就成了她和农妇倾谈的极好场所;隆冬季节,她穿着当地农民为她做的“牛毛窝子”,围坐在农家燃起的火堆旁取暖、漫谈,大到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蝗灾水患战乱兵祸,小到妯娌婆媳不和、夫妻吵架斗嘴等等,都是经常谈论的话题。赛珍珠获得了农民朋友“最秘密、最内在”的信任。农妇们更是愿意像女人与女人、朋友与朋友那样与她交谈,赛珍珠在离开中国相当长时间内,还和在宿州结识最好、最亲密的朋友保持着情谊。

  当然,《大地》在中国一直存在争议。认为她的作品并没有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命运,并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实质,仅仅是杜撰了某些个别的现象而已。鲁迅曾经在1933年11月15日的致姚克书中指出:“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来做,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然而,文学批评乃至鲁迅先生的高见,也无法动摇《大地》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极其影响。当时的诺贝尔委员会主席霍尔斯陶穆在评析赛珍珠的报告中说:“这次颁奖决定,要比以前许多次决定来得恰当些。”瑞典文学学院还给予了《大地》这样的评语:“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绘,提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民的理解和了解。通过她的作品告诉我们,如何去看待在那个人民的巨大群体中的个人,让我们看到了种种家庭的兴衰,看到了作为家庭基础的大地。”

  宿州市大河南街福音堂,是宿州赛珍珠故居。整个建筑东西70米,南北77米,占地面积5390平方米,为淮北地区保存较完整的教堂建筑群体。其中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西式平楼,门对着庭院的松柏和腊梅,静静地立在福音堂院内西侧,这间西式楼就是赛珍珠居住过的地方。

  赛珍珠在宿州的居所共有三处,这间西式平楼是她最初居住过的地方,也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故居。因为居室面积较狭窄,赛珍珠曾在大河南街中段路北一处灰砖青瓦的王氏公祠暂住。后来,由教会出资、赛珍珠自行设计,建造了两层西式简易楼房,房址在今东昌路市委党校院内,这一处房子有宽大的玻璃窗,光线充足,院内有碧绿如茵的草坪,居住条件较为理想。可惜这处住所和王氏公祠已经不复存在。

  1934年,赛珍珠回到美国定居,但一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也无法将中国忘怀。她在美国居住过很多地方,但都保持着中国的生活习惯,最后在费城北部买下一座农场。赛珍珠在自己的晚年自述中写道:在深夜醒来,即使在自己的房子里,也感到无比的孤单,在这里,仍然没有完全感到身在家中,中国是我的第一家园。

  知道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赛珍珠立即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提出申请,她企盼能有机会在死前回到中国,她接二连三地给周恩来总理和我国其他领导人发电报,希望能使她得到一份邀请和入境签证。她还私下向尼克松总统求情。与此同时,他信心十足地向多种新闻媒体宣布了自己即将访华的计划。遗憾的是,她的夙愿未能实现。但她在生命尽头仍然深情地写道:“我将永远不能够看到你们,我所热爱的中国民众,我永远是你们的一部分,你们永远是我的一部分,你们形成了我,你们养育了我,你们影响了我,使我的名字长存于世。”

  1973年3月6日,赛珍珠长眠,享年81岁。在一个简短的非宗教仪式后,赛珍珠被葬在离她的住宅不远的一棵白蜡树下。她自己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一个英文字母,只在一个方框内镌刻了“赛珍珠”三个汉字。她选择使用汉字和她早年的名字来永远代表自己。

  赛珍珠一生写了100多部作品,包括小说、传记、儿童文学等,她还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翻译成英文,译名《四海之内皆兄弟》。美国总统尼克松称誉她为“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美国历史学家也评价她是“自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写中国故事最有影响力的人”。同时,她还是一位充满社会意识的人道主义者,1949年,赛珍珠建立美国第一家为亚洲和其他民族混血儿童提供的收养院,在此后的近50年中为5000名儿童找到了家。1964年,赛珍珠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为亚洲国家几百名美亚混血儿提供医疗和教育援助。此外,她还致力于美国黑人的人权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从这种意义上说,赛珍珠确实称得上是世界历史上的杰出女性。

  赛珍珠对宿州有着特殊的感情,宿州人对赛珍珠也同样有着特殊的感情,目前,宿州市已经制定保护计划:保护好现在福音堂的故居,室内恢复旧时摆设;按照《大地》书中描述的黄家庄园,进行恢复建设。2005年,由市政府投资,对位于市立医院院内的一栋具有西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进行了修缮,命名为赛珍珠纪念馆。这栋楼房始建于1913年,为砖木结构,面积446平方米。楼前有两株苍松掩映,走近赛珍珠纪念馆,目睹赛珍珠曾经使用过的壁炉,你会感受到《大地》撒下的“珍珠”已经永久地融入了宿州的历史文化!

 

 

 

 

 

牛慧琴

 

 

  盛事修史志,繁华著锦文。编完这套丛书,有尘埃落定之感,意犹未尽之慨。

  勤劳智慧的埇桥人民,创造了埇桥悠久的历史,也创造了埇桥丰富厚重的文化。五千年前,徐夷部落的到来,使这里从此有了人类生命的延续。两千多年前,孔子曾在这里演习周礼,传播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沐化了埇桥“士勤学问,民务农桑”的朴厚之风。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以彪炳千古的力量,使无数的人们认识了农民,也记住了大泽乡;淮海战役的隆隆炮声,迎来了新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屹立,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住这片曾被鲜血染红的热土。这里的一山一水,这里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使人动情,使人流连忘返。“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符离镇的“睢南古原”,十六岁的白居易,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绝句。从“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的闵子故里,到“天地合璧,万物滋生”的嵇康胸怀,丰厚的文化底蕴,推动了埇桥人民在吸收各种文化的同时,逐步建立起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艺术。在这些艺术奇葩中,最耀眼的还是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被誉为中国马戏之乡的马戏艺术;被誉为中国书法之乡的书法艺术;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一孝”的闵子故里。积累、传承、发掘、整理这些宝贵遗产,既是艰辛而烦琐的事,又是探索历史服务当代刻不容缓的任务。基于此,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策划,在区委、区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在作家和艺术家们的勤奋努力中,这一套五卷本的《魅力埇桥》和两卷本的《印象埇桥》丛书满载着沉甸甸的收获终于面世了。

  新的起点,把握方位,加快赶超步伐,全面提升埇桥经济首位度,争当东向发展的排头兵,是历史赋予埇桥人民的重要任务;把人才请出来,做好文化工作,发展好文化产业,为埇桥崛起增添实力,激发活力,培养魅力,进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区委宣传部理所当然的职责。五卷本《魅力埇桥》和两卷本的《印象埇桥》丛书,不同于过去的一些记录性文体。一是它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二是它具有厚重的历史性;三是它具有鲜活的地域性;四是它具有独特的时代性。美轮美奂,可圈可点,既有很高的学术性,又有很高的收藏性。《魅力埇桥》《解读埇桥》《风情埇桥》《诗话埇桥》《崛起埇桥》《印象埇桥》《埇桥书法大观》七卷一气呵成,体现了作者、编者的博厚严谨、宽容敏锐、严谨治学和高度的负责;体现了作家、艺术家们的学识渊博,思如泉涌和创新激情。在这里,我要由衷地感谢参与本丛书创作的作家海涛、高正文、胡秋源、冯子豪、侯四明、张璘、王玉林等先生;感谢为《印象埇桥》提供佳作的书法艺术家和摄影艺术家;感谢为完成本丛书创作编辑提供大力支持的各位领导、有关乡镇、街道及各有关部、委、办、局的同志们;感谢原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万立勋老先生,他为本丛书的完成提供了大量的文史素材,体现了老同志对埇桥的一往深情;感谢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文联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吴雪先生欣然挥毫,为本套丛书题写书名;特别要感谢抱病为《埇桥书法大观》题写千字序言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书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著名书法家方茂鸿先生。当然,还要感谢为完成这套丛书所付出辛勤劳动汗水的编审、摄影、策划、设计、校对以及编务人员。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劳动,才得以使本丛书顺利问世。

  《魅力埇桥》《印象埇桥》丛书的出版,无疑是埇桥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它必将载入史册而成为埇桥人民的精神财富。她只是一个驿站,而不是终点。勤劳、朴实、聪慧的埇桥人民会生生不息,团结奋进,创造出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二OO八年十月

   

  (作者为中共宿州市埇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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